战争有光环吗？看看这些录像带吧

高俊忠的梦总停在17岁那一年。雨季的中越边境，一切都是湿漉漉的。高俊忠光着身子，连裤衩也不穿，踩着泥水挖战壕。一锹一锹下去，竟挖出个一身疙瘩的人来。这人抹抹身上的泥水，走到高俊忠面前，圆圆笑的脸，露出两颗小虎牙。是顾克路呀！高俊忠想，你怎么跑土里去了？幸好我把你挖出来了。

这个梦重复了无数遍。有时候挖出来吴明玉，有时候挖出来公衍进……那次死去的战友轮番从土里出来，和平常一样说话，一样开玩笑。“梦里感觉着，人死了还能活，从土里出来就行。”直到睁开眼，高俊忠不得不又一次告诉自己，他们已经真的死了，不能活了。

马军的梦停住的时间更精确：1985年12月2日上午9点10分。他握着火箭筒和战友一起伏在窄小的屯兵洞，外面炮火连天，一发炮弹皮落在屯兵洞口的湿泥里，发出让人心惊的滋滋声。无线电中一声令下：出击！

每次被梦抛回这个时刻，马军总会懵一下：怎么又回到阵地上了？不是结束了吗？然后他告诉自己：冷静想想，我原来走的哪条路，这次还要走哪条路，不要走错了，走错就回不来了。即使在梦里，马军也记得这场25分钟的“122”战斗的每一个细节。“我在左路，拿着火箭筒，603、604高地怎么打，968高地怎么打，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颜色，很清楚。”

马军走进一个猫耳洞，先看洞壁，厚度不够，落炮肯定会被打透。想出去时，已经可以听见头顶啾啾啾的引信响，这意味着炮弹就要在身边爆炸了。山摇地动时，马军扑在地上闭了眼睛，他想：完了。

睁开眼，他躺在山东济宁家里的床上，一身冷汗。

战地记者

2010年9月22日，中秋节。

淡淡的月光撒进屋子里，孙兆群又回忆起了25年前中越边境的中秋月亮：“很大很大，离我们很近，回来以后再没看到那样的好月亮。”

“任何人不准拉（山东方言，聊）历史！”高俊忠红着眼睛举起酒杯：“我受不了啦，老领导。你再说，我哭。”

马军走过去拍拍高俊忠。半醉的高俊忠大声对孙兆群说：“我一辈子不喜欢小个子，但是我服你的气！25年啦，不会作假！”一会儿又转向李玉谦敬酒：“我俩在前线，睡过一个被窝。”

李玉谦举杯，一口闷下。饭桌旁，他的摄像机静静纪录。

25年前，成为战地记者时，李玉谦23岁，那是中越战争第六年。

那时，彭丽媛以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走红大江南北，要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的记者，李玉谦被派去拍摄彭丽媛。

李玉谦很激动，终于要去前线了。14岁初中毕业，他就和家里闹着要参军，爸妈觉得年纪太小，不让去。1978年，16岁高中毕业，他虚报两岁，终于成功入伍。几年后，成了部队里的电视记者。

他不想只是拍拍演出。总政歌舞团离开前线时，李玉谦把拍好的录像带和写好的解说词塞给其他两位记者，托他们带回去。他要留在这里。日记里写着：“我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折磨着，我在积蓄自身的力，我要歌颂威武的英雄”。

这一留就是3个月。李玉谦扛着摄像机，怀里揣着临行前专门带上的古代边塞诗集，走遍前线各部队，常常经过炮火封锁区。没有人知道炮弹会在什么时候落在哪里，恐惧无时不在。

战士们流行送的珍贵礼物是从自己身体里取出的沾血弹片。李玉谦收到几个，小心翼翼地收好。弹片的每个边缘都非常锋利，手轻轻一碰就划个口子。

跑了两个月后，1985年11月，李玉谦停在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

这支曾有辉煌战功的部队将要发起一次反击。战斗之后，这些最小年龄不满17岁、最大年龄24岁的战士肯定会有牺牲和伤残。李玉谦住进战士的帐篷，常找战士挤一个被窝。

镜头细细扫过，李玉谦想，我要拍下每一个战士，每一个。

裸体战争

李玉谦到来时，18岁的马军正好参军一年，来前线8个月。

从小跟爷爷练查拳的马军报名参军时没想过会打仗。他想象中的当兵，只是背着枪执勤，神秘又神气。

本来应该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轮战的命令下来，新兵被提前分到连队。马军没觉得害怕，甚至有点高兴，“要打仗了，就不必每天这样训练受罪。”可实际上，接到轮战命令后，训练强度更大了。

和所有男孩一样，马军从小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银幕上，打仗很荣耀，一点也不恐怖。现实中看起来也是。去前线的火车站台上，常站着欢送的人群，唱着雄壮的战歌，还有女中学生送水慰问，甚至请战士签名。那感觉神圣而荣耀。

作为唯一的儿子，马军没敢和家里说去打仗。到了云南，部队给每个战士家发一封信。马军的妈妈开始成夜失眠，一个星期睡不了一个整夜，白天困了眯十分钟。

几千里外的马军也睡不着，刚上阵地的人都这样。第一个星期最难熬，有人抱着枪，用嘴巴抵着枪口睡着了，下面不小心一碰，子弹穿了头。大家渐渐摸着了规律——怕静不怕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要是静悄悄的，就不敢睡，怕人猫上来，怕当俘虏。”

哪里都是地雷，每条路都要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子，偏离“一个火柴盒的距离”，都有腿被炸飞。

其实这儿很美，猴子荡在树间，鸟儿叽喳唱歌，有时云雾环绕着山峰，仅露出山顶，“像人间仙境一样。”坐在晚霞下看着对面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静。有人坐在阵地上想：如果不打仗，该有多好。

云南边陲不分春夏秋冬，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时穿不住衣服，只能赤条条，被称作裸体战争。因湿度大，皮肤极易溃烂，穿衣服一揭，肉都会带起来。雨季泥水漫到腰，泥里还混着旱季时埋得深没踩响的地雷。交通困难，食物很难运上阵地。

旱季，两军互相封锁水源。战斗激烈时，只能把布隔在泥浆水上，用消毒管吸一些，或用嘴唇沾草上露水解渴。大家想出个采水方法：挖个坑，放个钢盔，铺块塑料布，一圈拿土埋上。晚上蒸出露水，滑到钢盔里，一夜能滑一口。即使20多年后，高俊忠依然常常梦见旱季抢水：“好多人哗哗喝上了，就我抢不到。我这个身体素质全连排得上号，现实中抢水，肯定能前几名抢上，但是在梦里老是抢不上。”

每个哨位上守三四个人，马军和高俊忠在一起，高俊忠做饭。阵地上不敢冒烟，只能趁着大雾天气，挖烟道开火。没雾就只能吃压缩饼干和罐头。“有时正吃着饭，炸起来的碎尸，手什么的，能蹦进碗里。”

越军的阵地只隔几十米，那边有人掰个竹条往嘴里扒饭，这边都能看清那竹条上有几个叉子。高俊忠经常窝在战壕里听对面放越南民歌，“他们老给我们播中文的宣传词，把人民的‘民’念成‘明’。说俘虏在他们那受到人道待遇，说‘你们从万里之遥的山东来’，还说什么‘天空为房，大地为床，大雾为蚊帐’。我们这边也给他们宣传，说越南语，听不懂。”

平常互扔手榴弹、互打冷枪的两边阵地，逢春节、中秋之类的传统节日就不打了。“跟约好似的。他们也过这些节。”

每个人都血气方刚

5月，连队第一次上阵地，不到两个小时，马军第一个负伤。一枚手榴弹爆炸，弹片扎进了马军左臀。他忍着疼，手指摸索着硬抠出来一片。军医赶过来取出另一片。感觉没事了，马军没包扎，也没下阵地。旁边的人说：“你是钢腚吧。”后来才知道，还有第三枚弹片，再也取不出来了。

7天后，马军第二次负伤，弹片打入左胸口。“还差0.5公分，胸腔就打透了。如果透了就形成气胸，基本没法救。”从阵地到前沿医院，千余米距离，马军走了8小时，流了一路血。“炮弹在头上飞，坡很陡很滑。一开始说抬，我一看更慢，还不如自己跑。不然炮弹来了谁也躲不了。”

血腥和残酷在“122”战斗到来时达到顶峰。之前都是伤亡较少的防御战，而这次是出击战。依据身体素质和战术水平，连里选出50人组成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他们将冲在最前方。

每个人都写决心书、请战书，甚至用刺刀挑破手指写血书，请求加入突击队。

“大家都写，你不能说你不写，那种气氛呀！每个人都血气方刚、宁死不屈。”连长张长岭25年后说：“不是咱愿意死，不是咱觉悟有多高，历史把你推那了呀！”

已经选入突击队的马军接到通知转去预备队，因为档案检查发现他是独子。马军卷着铺盖找到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我不管，我就要去，我赖你这住！我还要打主峰，我要去最危险的地方！”他觉得，不选上也行，选上了又不让去，会让人觉得他怕死，这可不行！

李玉谦的镜头里，突击队员们展开折叠小刀当尺子，在白胶布上认真打格子，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编号，撕下来贴在军帽、军服、军裤上。“如果炸碎了，能认出来你是谁，输血也能知道血型。”李玉谦解释。许多年后他才知道，美国在60年代越战时已有了类似的识别标志，统一订制的铁牌，能扫描识别，信息很全。

临行前的聚餐，5班的战士把铝皮饭盒排在一起，用生蒜苗在饭菜上歪歪斜斜地拼出“长胜五班，胜利归来”。黄昏时分，马军和大家一起，举着豁掉大块搪瓷的白色缸子，或铁皮罐头盒，喝出征酒。高俊忠在帐篷里哭着大喊：“我年龄小我承认，我不怕死！打仗时我不需要照顾。”

空气像是凝固的。李玉谦走进7班帐篷，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惹出泪来。有人把稀罕的气体打火机留在帐篷里，招来一阵嘲笑：“舍不得吧，怕死了就扔了吧。”李玉谦的蒙阴老乡公衍进挑挑浓眉，炫耀大方：“我要是攻上968主峰，把褂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头也塞进去，再撕两根X毛，都扔给越军。越军要是捡了，当宝贝，‘哟，这就是共军的X毛！’”大家哈哈笑起来。

集合上车了。武器弹药塞进皱巴巴的绿色编织袋里，每人两个，中间一系，身前搭一个，身后搭一个。“这是农村老汉赶集嘛！”“像逃荒要饭的。”

山脚下，公路上，只剩下李玉谦和一条狗。车已经开出好远，狗还在顺着车辙印往前跑，怎么也唤不回来。

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1985年12月2日晨，大雾，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离阵地2000多米远的李玉谦扛着摄像机，在浓白色里摸索。炮弹飞过，有时就在身边爆炸，镜头一阵摇晃。

李玉谦本被安排进一个比较安全的观察所里，他嫌太固定，跑了出来，师里的摄像呆在那儿。开战不到10分钟，一发炮弹掀了观察所，也炸坏了师里那台摄像机。

9时10分，突击队发起冲击。冲出阵地的一刹那，冷风掠过，马军觉得时间凝固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到枪炮响成一片。后来，这被他叫作“魔鬼时刻”。

马军跳进新炸出的弹坑里，这儿最安全。刚才站的地方，已经噗噗落了一排子弹。附近又炸出个新弹坑，马军赶紧跳过去，回头发现副射手不见了。

一颗炮弹落在身边，马军一个猛子扎进土里，张着嘴，以防耳膜震破，泥土一下灌进肚子里。身上的火箭弹已经拔开保险，几秒钟就能完成平常一分钟才能完成的发射。代价是遇到5斤重的压力，火箭弹会自爆。“要有一发响，我就找不到了。”

另一路的高俊忠喊副射手吴明玉一起冲，没听到回应，扭头看到吴明玉趴下不动了。一块弹片从他鼻子往上打入，穿进了脑子，只剩下喘气。

刚下过小雨，雨水混着血水，浸泡着整片山头。一脚踩下去，会汪起一团血泥。许多年后，高俊忠回忆这个场景，会想起家乡的屠宰场，“也没那片山头面积大。”

清理战场时，辨认的标准是脑袋。因为脑袋就一个，而散落的脚，得分左右，不好统计。

伤员被抬下来，李玉谦看见，跟着跑，到了离前线最近的救护所。简陋的救护所里满地血布条，没有药，只有扎紧布带来止血。卡车把伤员转运到山下救护所，依然没药。“断了腿，硬锯，没麻药。从山下拉到军部，再拉到昆明，路上折腾两天，一些重伤的途中就死了。”李玉谦说。

李玉谦拍了几十名伤员，直到晚上8点，清理完所有伤员和烈士后，突击队长孙兆群最后一个被抬下来。17枚弹片扎进他的腿部和肩膀，其中7枚至今也没取出。

这是一场被誉为“坐着火箭打上去”的漂亮歼灭战。从发起冲击到打下968主峰，只用了25分钟，歼敌87人。我方阵亡11人，7成受伤。

鞭炮齐鸣，彩纸飞舞，搭起的凯旋门上挂着红对联：“向人民功臣致敬；向歼敌英雄学习。”战士们立在被塑造的欢喜中，望着地面痛哭。

马军听着广播车上传来欢欣的女声“又创造了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光辉”，或激昂的男声“你们为党和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不愧是80年代军人的楷模”，心里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他木木地走，被迎上来的老乡抱住。从没哭过的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地滚下来。这一仗太残酷了，50个突击队员只有十几个是自己走下阵地的，其他非死即伤。

帐篷里，高俊忠扑在吴明玉的床板上哭喊：“俺对不起你。”吴明玉被他背回阵地时，已经眼睛上翻不行了。李玉谦远远拍着，不忍心把镜头推上去。旁边桌上，卷了边的书《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封面上，印着年轻战士微笑的脸庞。

整个营区像被黑锅底扣着，呼吸都变得困难。“大家互相无法交谈，不知道说什么，笑也不行，哭也不行。多说一句话，你觉得都会引起别人反感。”李玉谦总想起临上阵地那天早晨，他和坐在车厢最后的老乡公衍进握握手，轻轻地说：“回来见！”可到哪里去见呢？公衍进拉响手雷和敌方同归于尽，已经送到南温河火葬厂了。他本来准备打完仗就回去结婚的，他和未婚妻，已经相爱6年。

20多年后的寻访

两天后，李玉谦离开战场，带回5盘共1小时40分钟的录像带，还有木讷、压抑、不知所措的自己。

其实他拍过更多素材，比如战士们在沙盘上演练战术，比如公衍进弹起吉他唱起歌，战士扭起迪斯科。李玉谦甚至编过一支《帐篷迪斯科》的歌词，战士们传唱：“没有高耸的楼，没有迷人的妞，我们在帐篷里，跳一支迪斯科。我们胜利的时候，满心欢喜要流露，来呀我的战友，跳一支迪斯科！”因为只有5盘录像带，为了拍战斗那天，这些内容和那点难得的欢乐，都被一起洗掉了。

录像带只向济南军区首长放映过一次。“他们看了说，战争太残酷了，不要让任何人看。那以后再也没动。”李玉谦进入一种悬置状态，大脑空白，“心上好像覆盖了一层很厚很厚的东西，一两年才缓过来。战争原来这么可怕！”

军人李玉谦再也不看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抵制武器、装备和暴力。聚会喝酒时，总要面朝西南方向祭奠。那个曾怀着英雄梦参军的少年，渐渐更喜欢说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2009年，在解放军画报社任编辑室主任的李玉谦申请自主择业，他要开始一直想进行的计划：找到参加“122”战斗的人，拍摄他们现在的生活。

最先找到了当年的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他已是山东济宁预备役炮兵师的副师长。那一年的战斗，全连牺牲16人。之后的20多年，孙兆群一直以儿子的名义照顾16位烈士的父母，给烈士家属和伤残战士一点点争取利益。李玉谦想起了《集结号》里的谷子地。

孙兆群很高兴帮李玉谦联系拍摄，但他从不看当年拍的录像带。第一次看了十分钟，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这之后，别人看，他跑得远远的，连声音也不要听到。

李玉谦把自主择业发给的24万安家费全拿出来，加上积蓄凑了30多万，买了拍摄和剪辑设备。当年的救护所军医许新升现在自己开医院，资助他40万。

拍摄团队从北京拉到山东和安徽，一拍就是一年多，粗剪成10集，讲10个人的故事，名字暂定为《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

负债的兆群儿

孙兆群总是想起1985年的中秋节。进攻还没开始，又有一位战士炸断了腿，所有人都心情不好。吃饭时每人发了一个月饼，大家这才想起来，已经八月十五了。

所有人一起唱《十五的月亮》，这些抢着写决心书要第一个牺牲的小伙子们，默默哭起来。公衍进想妈妈。当兵前，他在家开拖拉机，妈妈不让，他偏使劲开，常跟妈妈吵架。他说没穿着军装回家看过父母，如果这次能活着，一定穿军装回去，先给妈妈敬个军礼，说声对不起。孙兆群劝慰着大家，自己心里也难过，这位24岁的副连长想到了85岁的爷爷，“不知道我回来还能不能见上他。”

那天晚上，大家约定，活着回去的人要替死去的人到家里看看父母。

一年多后，回到山东的孙兆群特意穿着军装，来到牺牲的一等功臣公衍进的家，向老妈妈讲公衍进中秋节说的话，然后站直，敬上军礼：“这是公衍进给你敬的礼。”

孙兆群从战场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从16位烈士的档案中抄下烈士父母的地址，给每家写下一封署名“兆群儿”的认亲信，附上一张汇款单，那是他把参战一年多攒下来的1300多元工资分成的16份。

孙兆群一直心怀歉疚：他带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去打仗，却没有将他们活着带回来还给父母。他总记着自己是战士们选出来的突击队长，“那是真正的民主，战士们选最信任的干部，让他带你去作战，干部们再选最信任的战士。那是把命交给你的信任，他们选我，我很自豪。”

他开始持续资助烈士的父母和亲人。谁的父母病了，或兄弟姐妹要上学、工作，孙兆群总是忙前跑后，出钱出力。对于伤残的战友，孙兆群是有事就能求助的老大哥，是心理医生，有时还是红娘。

有时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大费周章。立了一等功的烈士于庆玉，骨灰一直放在平阴县骨灰堂，他妈妈要求把儿子的骨灰移到烈士陵园，孙兆群向县里催促十多年，得到的答复总是办完了，于庆玉的妈妈却总说没解决。

2000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孙兆群趁暑假赶到平阴，在骨灰堂的300多个骨灰盒中一个个找，果然有于庆玉的。“我脑袋炸了，被别人愚弄了16年。”

回到北京的孙兆群，用两个晚上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稿子，整理成六七千字，发给一圈媒体，多家刊登。县里的领导招架不住，到北京找孙兆群，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本来要放县烈士陵园的骨灰盒，提高等次放到了市烈士陵园，家属扫墓的车费他们也负责。折腾一大圈，推迟16年，于庆玉的骨灰盒终于入了烈士陵园。

残运会冠军

高俊忠一眼就认出了李玉谦，尽管离上次见面已经相隔24年。“孙师长还说介绍，不用！老远一看就认得。你当年睡觉，抱过我的臭脚！现在脚不臭了，塑料味。”他的左脚已经换成假肢。

他是全连最后一个负伤的人。1986年6月，济南军区撤出，兰州军区接防。“我领着他们背水去，他们刚来，分不出炮弹的远近，听到越军打炮就乱跑。”有人踩了雷，弹起来打穿了高俊忠的左脚。一再感染，截肢3次，最后只能装假肢。

复员回家后有人介绍对象，高俊忠发现，只要一提残疾，“有几个吓跑几个，你再不采取点策略，娶不到媳妇了。”

再一次介绍对象，他只说当过兵腿不好，走路看不出来。有一天，他和女孩父母散步，高俊忠故意蹲下来装着系鞋带，等他们走出一段距离他系上鞋带就跑，100多米十多秒钟。女孩父母想，跑这么快，腿应该没事。结完婚再发现，拦不住了。

高俊忠讨厌被叫作残疾人。“谁说我是残疾人，我们可以比！”他拉起两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比赛跑步，真的赢了，兴奋地喘着气说：“我说行吧！”作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百米冠军，他的最好成绩是12秒17，快过许多正常人。

1987年，高俊忠退役回济宁，遇上残疾人省运会缺个人，残联拉他过去，报了8项：跳高、跳远、100米、400米、铅球、铁饼、标枪甚至射击。练了个把月就上阵，居然拿了8个第一。接着参加全国残运会，又拿一个第一，两个第二。现在，他已经拿了四五十块国家级和省级金牌。

高强度的运动使他的假肢常常坏掉。按照政府的标准，他的假肢总是很低档，即使这几年一直提高标准，也只能报销1000元出头，而且坏掉只能从济宁去济南换。“路远，时间长，以前换一个要三四个月，现在也要一星期。不如我自己修。”

高俊忠随身带着工具包，从家里堆着的五六个假肢上拆下需要的零件，坏了随时更换。自己还做了一条腰带，一头束住假肢，一头环在腰上，训练比赛专用。“跟拴小狗一样，别让它跑。”

还是有来不及的时候。一次全国残运会，400米跑，他甩下第二名150米，假肢却在离终点30多米时断了。他一头栽在地上，连手带脚爬到终点，得了第二名。“本来稳拿第一，毁掉我好多冠军。”

冠军对高俊忠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奖金。工作单位有时连着四五个月不发工资。患抑郁症的媳妇，两个孩子，都指望他挣钱。80年代一个冠军20元，慢慢涨到80、100、200、1000，最高一次拿2000元。马军说，听说奖金远不止这些，但发到个人手里，就只有这么多了。

李玉谦的镜头里，高俊忠妻子住在精神病医院，老闹着出院。医生说：“经过这段治疗，你明显好转了。我们知道你关心孩子，知道你想给对象减轻负担，是不是？”高俊忠妻子不说话，大颗眼泪落下来。高俊忠忙劝：“咱有钱！看吧看吧。”其实兜里只有些角票了。

冠军越来越难拿。戴六七斤的笨重假肢，很难跟戴专业运动假肢的人竞争。“他们那是十几万元的假肢，就重1斤多点，还有弹性，跟踩弹簧高跷似的。怎么跟人家拼啊！”他只报名铅球、铁饼和标枪了。

马军的航空母舰

立过一等功的马军2003年从物资局下属公司下岗。之前，他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公司经理。“选出来的！”马军强调。

从1993年公司筹建到2003年公司解散，马军从普通员工干到科长、办公室主任、副经理、经理。“我辛辛苦苦，甚至为这个公司差点流血，为它倾出了我人生最好的时间。它怎么能说解散就解散。”

养老保险断掉了，甚至档案都打回自己手上，让自己找地方解决。

当年的那枚弹片还陷在肉里，结了厚厚的痂。平时好像没事，但很热或很累时，极易出现炎症，弹片里的毒素会顺着血液流，很危险。想找体力活养家都不可能。

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马军觉得，生与死，很简单。“打完仗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死对我来说不可怕。有时候想，干脆拎一个汽油筒，一把火烧了区政府。想想家人，我又极力地控制。”

他开始一次次上访，从区到市、到省、再到北京。“去北京前我想，去了就不打算回来，我要做出大事，计划都想出好几套了。”他在天安门广场上转圈，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盘算着一头碰死在上面。“这是最简单的方案，我愿意拿生命唤醒对我们的重视。”

他还是回家了。当年因他打仗整夜失眠的妈妈，还盼着唯一的儿子。那年的失眠让她身体垮了，落下病根，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40多岁的马军自己摸索着学会了电脑和上网，开了一个博客，名字叫“马军的航空母舰”。他觉得自己是出征的战斗机，“这个名字提醒我，不要做过激行为，战斗机还要回到航空母舰，像回家一样。那些和我一样出去维权的战友，也要回来的，这也是他们的家。”

马军开始成为某个著名反腐网站的山东站站长。“一开始想解决我自己的事，后来帮战友和来投诉的人解决他们的事，自己的事先放一边了。”他接到投诉就去调查，查清楚后写出来拿给当地政府看，规定时间内不解决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曝光。

村书记倒卖大片土地、邮政局违法遣散老职工……一篇文章不行再写一篇，理直气壮地署名“马军”。“我跟踪报道！实名，有时候还留电话，不怕有人报复，他们还怕我呢！”他经手的几件事，在曝光后竟都解决了。

“网站是赔钱的。虽说自己的事没办完，但每帮人完成一件事，心里是个安慰。”

2007年10月，下岗4年4个月后，马军终于得到一份新工作——街道计生办流动人口管理站站长兼计划生育调查队队长，算是给参战老兵的优抚。这是一个全额事业编制的岗位，但马军没编制，像临时工，养老保险没续，档案也还是自己拿。“上班是白加黑，5加2，一个月只有720元，这里普通员工的工资都是我的好几倍。”

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2010年中秋节上午，孙兆群和马军去看望几位烈士父母。在济宁的五六个7连战友，总会在春节、清明、中秋的时候去烈士父母家坐坐。

烈士刘满朋的爸爸70多岁了，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家里种的几棵香椿树，谁也不许动，只等他觉得可以吃了，亲手摘下来，给他们几个打电话：“来拿香椿啦！”每到春天，老人去地里挖荠菜，都留着自己不吃，等他们来了，一人一包野菜，必须带走。

他们再也没回过当年的阵地，路线查过无数次，网上的行程攻略都搜索好了，但最大的问题是路费。

李玉谦拉出了长长的拍摄计划——60集，60个人物。他还想就这个题材出一本图文书、一本小说和一本纪实书。

许新升资助的40万已经用完。本来十几人的拍摄团队渐渐缩小，今年最后一个人也离开了，只留下李玉谦。他想，可以作其他项目赚些钱，再投到这边。

“这件事我准备做10年。”李玉谦总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参战老兵偷渡到越军阵地上找战友的尸体，他修自行车、捡垃圾，什么都做，找了十几年，什么也没找到，只是从阵地上捧回一抔土。“他这样都能做10年。很多人说我，炒那个冷饭干吗？过去那么多年，很多人都不提了，提它干嘛！有人说，你这片子拍完播出，屏幕上第一行字应该是：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马军读高二的儿子发现，他的历史课本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场让他爸爸差点丧命的战争。他的同学，几乎没有人知道80年代的中国还发生过战争。他有时不经意地说：爸，这对你们太不公平了。马军沉默着，不想让儿子的心里生出憎恨。马军很多年前就感觉到渐渐被遗忘，却只在背过儿子时难过：“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怎么能说不提就不提了？”

战争的后遗症漫长而深微。孙兆群总结：一是自杀率高，二是犯罪率高，三是精神病发病率高。复员后进了化工单位的孙彦杰常把轰鸣的机器声当成枪炮声，幻觉越来越严重，没睡时也像做梦一样，总看见别人拿枪和手榴弹追他。他的床头摆着菜刀、锤子、铁棍，幻觉一来，就拿起这些反击，床头墙上满是刀痕。家人不敢和他住一间屋子。清醒过来时，孙彦杰看到自己做的事痛苦万分，幻觉来了又是如此。这样的战争精神病患者，7连就有3位。

“世界上有多少书和电影反思战争，我们呢？”李玉谦对着镜头说，也对着自己说：“我拍片子不是为了讲历史，讲的是今天。甚至不仅是这次中越之战，还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打仗的行囊可以卸下，战争的硝烟可以散去，肉体的创伤可以治愈，而战争的记忆却时刻萦绕，这些记忆造就的心灵伤痛永世难平。”

李玉谦打开自己的博客，念起他很喜欢的一段话：“战地记者，这是一群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也是一群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他们冒险、冲动、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着战争的残酷。”

最后一句，他反复念了好几遍：“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原标题为《李玉谦：寻访战争亲历者》 网易“人间”已获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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