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恐怖分子

扎克·易卜拉欣的父亲埃尔-塞伊德•诺塞尔是一名埃及裔工业工程师，母亲是一名美国教师。在易卜拉欣7岁时，他的父亲开枪射杀了犹太捍卫联盟的创办者——拉比梅厄•卡罕。在监狱内，他又参与策划了1993年的世贸中心爆炸案。这场爆炸案造成6人死亡，1042人受伤。本·拉登在一段视频中声称“世界要铭记埃尔·塞伊德·诺赛尔”。2014年，扎克在TED做了演讲《我的父亲是恐怖分子》，他在演讲中提到父亲的极端行为对自身所处境遇的影响以及对恐怖主义的痛恨。他和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性取向的人接触，意识到武力不是首先解决问题的方式。TED演讲给他灵感，让他和第二作者，撰稿人杰夫·盖尔斯合作，写出《我父亲是恐怖分子》。如果演讲更多地在探讨父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那么以下节选的这段，则更多地在寻求父亲如何成为了一个极端穆斯林信仰者。在搬到西泽城之前，他的父亲曾经被一个美国人指控强奸，这件无中生有的指控极大地伤了父亲的自尊。接下来的事情，也许能够寻找到蛛丝马迹。

1986年七月份时，我们一家搬离了匹兹堡，生活又充满了光明——尽管为时不久。母亲在泽西城的一所伊斯兰教学校里给一年级小学生教书。父亲找不到一份珠宝匠的工作，不过还是在一家安装舞台灯光的公司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可喜的是，母亲的好厨艺，让父亲身体结实了不少，他们的关系，也日益紧密。

埃及裔群体在这城市里的规模令人叹为观止：阿拉伯商店随处可见，身着宽罩衫的男性或戴着头巾的女性在街上来来往往。我们一家新的朝拜清真寺叫太阳清真寺。虽然那里没有母亲以往经常参加的那些给母亲们和家庭们准备的活动，但是我们还是经常过去祈祷（在这里我给这座清真寺起了化名，以尊重现在在那座寺朝拜的寺众）。

父亲经常在下班后带我们去公园里野餐。有时他会在院子里和我打棒球或踢足球——尽管因为我的年幼特地降低了难度。我们家终于又过上了平和的生活。然而有一天，母亲任职学校的校长把她叫进办公室，先是让她不要担心，冷静下来，然后告诉母亲他刚才接到一通电话：父亲工作的时候出了事故，现在正在纽约的圣文森医院。

作者去狱中看望父亲留影

爸爸触了电。他的伤势能够好转，但他工作时持着螺丝刀的手被电流烧伤，整个人从梯子上摔下来，昏了过去。他们给他做了手术，费了很大力气把死皮从他的手上剥干净，然后将他大腿上的皮肤移植到他的手上。他们教会父亲如何处理烧伤的伤口，给他开了些止痛药和一张治疗重度应激型抑郁症的处方，然后把他送回家恢复。父亲失去了工作能力，而对他这样一个男人和一个穆斯林而言，养家糊口的能力意义重大。

尽管我们一家可以靠母亲的工资和政府的食物救济勉强度日，羞耻感侵蚀了父亲的内心，如同一滴红墨水染红了一片清泉。母亲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痛不欲生，却无能为力。可以说，他当时的表现，与收到强奸指控时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次，父亲没有发了疯般一直祈祷，而是埋头一直钻研古兰经。虽然后来他又恢复了工作能力，开始给曼哈顿法院维修暖气和空调，但却比以前更加内向了。

他频繁地出入太阳清真寺，去祈祷，听讲经，参加一些行事神秘的会议。刚开始这座清真寺似乎偏向温和派，但渐渐地它成为泽西城里思想最极端的一座清真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经常觉得在那儿不受欢迎，为什么那里总是充斥着我们从未感受过的愤怒氛围，为什么父亲对非穆斯林的不宽容态度越发明显。

母亲有时会带姐姐弟弟和我一起去姐姐学校上的伊斯兰教中心参加他们举办的家庭活动，但爸爸却不愿意加入我们：突然之间，他对那里的伊玛目（伊斯兰教集体礼拜时在众人前面率众礼拜者）很是不满。在家里，我们几个小孩有时还能感受一下父爱的温暖，但渐渐地，当他看向我们的时候，他的目光不在停落在我们身上，而是直接无视我们，手持着古兰经，从我们身边旁若无人地走过。有一天，我天真地问他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如此虔诚的穆斯林的。他的用略带激动地声音说，“当我来到这个国家，发现它的一切弊病的时候。”

很多年后，太阳清真寺将会在被报道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口里得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新绰号：“泽西城圣战基地”。

八十年代末期，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将目光聚焦在阿富汗。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阿富汗一直是美苏冷战的角斗场。1979年，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向俄国军队发出请求，希望他们协助打击当地叛乱的游击队（由一群组织松散的阿富汗反对势力组成的地下组织）。作为回应，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为领导的联盟开始斥资几十亿美元，为这一叛乱团体提供资金和军火支持。动乱席卷全国，导致近三分之一的人民逃离阿富汗，其中大多数奔赴巴基斯坦。

父亲所出没的清真寺像是块破败的灰色污迹，占据了一家商店的三楼，楼下是一家中国的外卖餐厅和一家珠宝店。尽管如此，太阳清真寺仍旧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首领和学者，他们聚集在此，想要说服爸爸和他的同伙帮助他们这些叛乱的同胞。对父亲和清真寺里其他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成员来说，这种目的感让他们激动不已。其中一个演讲者让父亲深深着迷，他的名字叫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是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逊尼派煽动家。

阿扎姆当时正在美国进行巡回募捐，用他旗帜鲜明的战斗号召聚集了一批观众：“只依靠圣战和暴力，不谈判，不会面，不对话。”他已经培养好了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年轻经济学学生——奥萨马·本·拉登——并说服他利用家里的人脉（和资金）支持在巴基斯坦的反俄斗争。“无论前路有多长，我们都将坚持进行圣战。”阿扎姆向涌来听他演讲的美国穆斯林承诺道，“直到我们的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次心跳。”他用战场上的传说鼓舞台下的斗志，这些故事听起来颇有几分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面对苏军刀枪不入，子弹不破的游击队员，和乘马的天使一起踏上战场，成群的飞鸟为他们抵挡天上掉下的炸弹。

父亲在清真寺里见到了阿扎姆，回家后像是变了一个人。他的一生都在对这个世界逆来顺受；而现在，终于轮到他翻身做主，并借此表达他对真主明确且坚定的信念。他和清真寺里的男人们开始在我们家聚会，大声且热情地谈论着支持在阿富汗的圣战运动。他们在清真寺的楼下弄了个小店，专门出售宗教书籍、海报和磁带，以为运动募捐。店里光线昏暗，连个窗户也没有，书摊了一地。墙上用浓浓的金粉漆大笔大笔地刷满了古兰经文。爸爸常常带我和弟弟过去帮忙。我们对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但无可否认的是，父亲又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动力。

在某种程度上，母亲是赞同阿富汗的圣战运动的。她既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也是个爱国的美国人，虽然这两个身份经常冲突，但这次穆斯林叛乱组织和在阿富汗的美国人所组成的同盟对她来说是罕有的——她在宗教上的领袖和政治上的领袖总算有一次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了。

但和母亲相比，父亲则冲得太快了。现在，他和他崇拜的阿扎姆建立了直接联系。有时，他会和清真寺的男人们一起到户外野营，磨练生存技能。他们会开车到长岛的凯佛顿射击场练射击。当清真寺的头脑对他们的极端化倾向表示担忧时，他们将他赶下了领袖的位置。不用说你也应该能猜到，我父亲这时已经无暇顾及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了。当新学校开学第一天上学，母亲发现父亲没说一声就尾随在我们身后时，她吓了一跳。不久之前，父亲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的家人；而现在，我们却与全世界的穆斯林一起竞争在他心中的地位。

事情随后进入转折点，父亲告诉母亲他不再满足于从远方支持圣战运动：他想要前往阿富汗，拿起武器作战。母亲大惊失色，恳求父亲三思，但父亲去意已决。事情远不止如此：他坚持要让母亲和我们搬去埃及，和祖父生活在一起，而他去则加入穆斯林游击队。幸好，他的计划震惊了祖父，祖父认为父亲应该陪伴在妻子和儿女身边，拒绝了父亲的请求。他甚至告诉父亲，如果我们真的搬去埃及，他不会让我们踏进家门，宁愿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

父亲的梦想被扼杀在摇篮里，但他并没有惋惜多久。1989年，某人（他的身份永远也不可能搞清楚）试图暗杀阿扎姆，将爆炸物装在了他于巴基斯坦白沙瓦市的布道坛周围。然而炸弹并未爆炸。当年11月24日，在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坐着吉普车前往周五的祈祷活动时，一名暗杀者引爆了装在地面上的炸弹，车上三人均丧生。这消息对父亲造成了难以言喻的打击。两年后，当母亲回首往事时，她将意识到，是阿扎姆的死，让她永远地失去了她的丈夫。

1989年，苏联放弃了阿富汗，开始撤军。当地的战略危机解除，美军也开始撤兵。阿富汗国内到处是寡妇和孤儿，民不聊生，经济颓败，基础设施残存无几。和我父亲一样的圣战战士渴望在那里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国——一个按伊斯兰的法律，即伊斯兰教教法治理的国家。

1990年，奥萨马·本·拉登的盟友，双目失明的埃及裔首领奥马尔·阿布德尔·拉赫曼来到美国，聚集了一帮全球圣战的信众，他们不仅要求收复阿富汗，更要不择手段终结他们眼中由美国扶持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政。这位盲人领袖已经上了美国国务院的恐怖分子观察名单，而美国这么做也是理所应当的：他曾经因下令刺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而在中东入狱。尽管如此，拉赫曼还是想方设法搞来了一份旅游签证。当美国国务院下令撤回签证时，他又说服了新泽西州的移民局办公室给他发了张绿卡。看来，在如何处置这名国际恐怖分子兼反俄盟友的问题上，政府机构们似乎无法取得一致。

就在这时，在母亲的坚持下，我们从新泽西城搬到了克里夫赛德帕克市。这是个安静平和，树木繁茂的郊区。汤姆·汉克斯在电影《飞进未来》里所饰角色的家乡正是在这里取的景。母亲希望能和太阳清真寺保持一段距离，以此切断父亲和那些极端分子的联系。然而事实上，什么也没有改变。每天早晨他都要和她吵上一架，一边引用着古兰经经文或是默罕默德言行录里的教诲——“伊斯兰教里教导我们这个……老婆，伊斯兰教里教导我们那个……”

父亲和母亲开始形同陌路。每天下班后，他都会开车回到以前他活动的那个清真寺，或者去布鲁克林的一家新清真寺——盲人领袖现在也在那里迷惑教众。父亲对巴勒斯坦地区穆斯林困境的同情，以及他对美国扶植以色列这一行为的憎恶，与日俱增。当然，他并非一个人。从小到大，在清真寺里，在客厅里，在为哈马斯的募捐会上，我都被别人告知以色列是伊斯兰的敌人。但这些言辞现在更激烈了。母亲担心某种灾难即将来临。她继续进入她所谓的“神游”状态，一心扑在抚养我们身上，尽力度过这段黑暗的时光。

父亲经常带我去听盲人领袖讲话。我对阿拉伯语掌握有限，对他说的话也是一知半解，但他说话时凶暴的语气把我吓得不轻。当父亲在布道结束后赶着我去和拉赫曼握手时，我只是害羞地点点头。然后他们把塑料布铺在清真寺的地板上，男人们带上法特饼——乘着用羊肉汤浸润的米饭的脆披塔饼——当做晚餐。在那一个小时里，父母和小孩的声音如同空气中的鸟鸣，周围似乎又回复了温馨与平和，我们则开始享用晚餐。

父亲和盲人领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显然，领袖正瞒着我们催促爸爸在这场运动里一举成名。父亲曾考虑过暗杀当时的以色列继任首相阿里埃勒·沙龙，甚至还去他下榻的酒店踩了点。最终，他没有付诸行动，但对于一个将自己视为安拉泄怒工具的原教旨主义者而言，目标无处不在。很快，父亲就找到了他所认为的自己的真正使命：他必须去暗杀卡赫纳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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