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三峡

我第一次听说三峡移民回迁，是北京奥运会的那年夏天。为了躲开京城的热闹，我从重庆乘船顺流而下。在奉节，我每天都会经过白帝城，爬上夔门峡的山壁，那里有一座八角亭，是长江上游最后的信号台。

那年，三峡库区的水位还没涨到最高线。但从信号台望出去，江面开阔，仿佛一镜湖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险峻。奉节的老县城几乎已全部淹没。新县城建在半山上，只不过几年，却已恢复繁华模样，街上人潮汹涌，广场上的露天茶馆找不到空位置。我问朋友，哪里来这么多人？他说，好多搬走的移民，现在都回来了，就住在城里。

昔日的奉节县城码头

几天前，我翻出了方诗伟的电话号码。拨过去，电话里一片嘈杂，是批发市场的声音。他说今天下雨，生意一般。他的声音仍然很平静，不兴奋，也没有抱怨的意思。聊了一会儿，我才知道他的生意其实有了大进展。

在过去的两年里，方诗伟又租下了对面的门店，比他之前的大一倍。卖的仍是绢花、玩具，从江浙来的小商品。他还住在租来的那套房子，母亲从萧山回来帮忙，替他照看孩子做饭。他父亲仍在一千公里外的萧山，独自照看那边的家。我们聊了一会，谈起认识的另外几个移民，都混得不错。我说，看起来生活没怎么变。

"是啊。没得啥子变化。"他感叹了一句，停顿片刻，突然说，"我们马上又要生个孩子了。"

"恭喜恭喜。"我笑道，"这孩子应该算是奉节人吧！"

1.

方诗伟的人生中，最戏剧化的篇章是他离开家乡的时候。那已是十二年前，2001年8月21日。天气像往常一样闷热。他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奉节县窰湾村住了多年的房子，到了县城的大南门码头。

那个古老的城门在他出生前就立在那儿，几百年来一直是奉节老县城的标志性建筑。那天真是热闹。整个窑湾村的人都来了。有人打着红色横幅，有人帮着扛包裹，县电视台的，业余拍照的，从北京前来采访的。方诗伟和他一大家子亲戚（六个姑姑和家人）最后一次穿过大南门，走下石梯，上了通往趸船的铁板桥。

检票口挂着"移民朋友您好"，轮船上挂着"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方诗伟的胸前挂着黄色的"移民证"。他们上了船，站在栏杆前，岸上乌泱乌泱的人。老婆开始哭起来，他也红了眼睛。他说，"那就像拍电影一样，生离死别似的，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回来？"

轮船驶出码头，开过窑湾村，又过了白帝城，进入夔门。老婆还在哭。他忘了在船上度过了几天，然后在江苏江阴下了船。一辆大巴车把他们送到浙江萧山。亲戚们在这里分手。大姑和二姑去了嘉兴，七姑和八姑去了坎山镇，六姑去了南阳镇。方诗伟和父母、三姑，到了衙前镇四翔村。

到村里的第一天，也很热闹。尽管大多数人说的话根本听不懂，但气氛仍是热烈兴奋的。那天夜里，他没听见轮船的汽笛，却被一趟趟火车震醒。"我们感觉床在动，就像睡在火车里一样。"连日来的像演戏一般的人生终于结束。生活似乎又回到以前的平淡，但肯定又有所不同。在距离萧山市区20多公里的这个村子，方诗伟成为人们口中的"三峡人"。

2.

似乎很难想象，中国第一批三峡移民已在他乡生活了十几年。多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出现在电视上。那时他们看起来都像在拍电影，哭着坐船离开，接着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村子里，笑着接受采访。他们和领导握手，和当地人围桌吃饭，然后就从我们的眼中消失了。

大约有120万人从三峡库区陆续离开。在修建三峡大坝之前，他们曾是最接近长江的一群人，生活在水位175米以下的地方。起初，政府打算让这些人"就地后靠"，意思是从江边直接搬到山上。但这里的高山容不下这么多人。那意味着还要毁林开荒，在陡坡上种田，甚至造成长江流域新一轮的水土流失。所以没什么其他理由，有些人必须离开。

"如果有人问我，此次采访见得最多的是什么，我会如实地告诉他：笑容和眼泪。面对眼泪，我总有些不知所措，但我没忘摆脱自己的脆弱，在她们哭的时候，尽量平静地问一句：'你们后悔吗?'在此，我可以万分欣慰地告诉家乡的父老乡亲，告诉这些现在还流着泪的移民的亲人朋友，她们哭着的时候，回答仍然是：'不后悔!'"

3.

2001年秋天，搬到萧山一个月后，方诗伟开始找工作。正如他们之前预想的，这里到处是工厂，机会似乎遍地都是。方诗伟找到一个印染厂上班，老婆也去了一家织布厂。工厂实行轮班制，每隔12个小时他才能回家休息。夫妻俩每个月能挣到将近两千块钱。

那年他25岁，正适合在一个新地方展开新生活。他终于不用在轮船上度日。过去多年，方诗伟一直在长江上的货船轮机室工作，一走就是半个月。他的家乡--如果窑湾村还算家的话--实际上就在奉节县城郊区，算半个城里人。现在，衙前镇四翔村的情况也差不多，只需两块钱车费，就能坐车到萧山市区。虽然他偶尔觉得工厂太辛苦，但他会很快丢开这个想法。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

第二年，有了一点积蓄后，他们决定给房子安装防盗窗。那个简单的工程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完成。当天晚上，夫妇俩都轮到上夜班。强盗趁夜摸进了屋，偷走他们6000多块钱。那是他们全部的财产，第二天方诗伟不得不找厂里借钱买菜。这年春节，一家人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敢买。

2003年，方诗伟换了个工厂。他再也受不了连续12个小时上班。新工作是在一家化纤厂打包，三班轮换，每班只需8个小时。但上班第一天回到家，老婆就发现方诗伟的十个手指头都起了泡，吃饭时连筷子都握不稳。他再也没去那家工厂。

四川，三峡坝区二期移民线

一家人合计了一下，认为他们或许应该和那些外来打工者有所区别，毕竟他们已算"本地人"。经过一番简单的计算后，方诗伟和哥哥在衙前镇开了一家饭馆，老婆也辞了工作帮忙。在浙江，小饭馆就像一座座工厂的附属品，顾客群主要是打工仔。生意出奇的好，来吃饭的人总是很多，但他们最后发现却根本赚不了钱。"点一份西红柿炒蛋，吃得精光，还吃好几碗饭。"他老婆后来总结说，"那些人又要吃得饱，又要吃得便宜。"

饭馆的营业时间是深夜，要等候那些刚刚下班的人。在萧山，晚上8点到10点，马路上是没有人的。有天夜里，三姑路过他家，看见大门半开着，屋里却黑着灯，立即打电话给镇上饭馆的方诗伟："强盗又来了！"这次，强盗偷走了他老婆的戒指，还有哥哥脱在他家的衣服，拿走钱后，把衣服随手丢在了路边的田地里。

表面上来看，那些强盗仿佛只是方诗伟新生活中的插曲。他已经非常努力地在适应这里的一切。他和老婆都学会了很多新东西，甚至50岁的母亲，也学会了骑车。他们也偶尔会去附近的县镇探亲，最远是到了嘉兴，看望大姑和二姑。有一年春节，所有亲戚聚在一起过年，集体去了杭州的西湖。那是他们在浙江唯一的一次旅游。

但方诗伟觉得，总有哪里不对劲，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大多数时候，他们和村里其他人形同陌路。起初，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稍微上了年纪的人只说本地话。到后来，语言也不再必要，因为他们几乎没什么可沟通的。没过多久，几户"三峡人"就敏感地发现，村里人并不是很欢迎他们。很显然，他们更穷，住在村子最差的位置。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倒是次要了，因为谁也不会干涉谁。他只是觉得，和奉节相比，这里夏天更热，冬天更冷。而在他有限的工作经历中，打工是最辛苦的，"没有自由"。有一年，他回了一趟奉节，那种对比感似乎更强烈了。尽管这似乎已没多大意义--窑湾村几乎已经全部淹没，但他从心底是怀念它的。

饭馆停业后，方诗伟又做起了苗木生意。但他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差，总是碰到高价买进，低价卖出。他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尴尬。如果放弃这里的一切，回去奉节，他是不甘的，而且多没面子，他根本还没混出个名堂。就算要回去，那也应该在移民后的第一年就走，而不是现在。最终，他决定再次进入工厂，成为一个本地打工者。

2010年秋天，我曾在奉节的康乐小学做过几天志愿者。每天早上，我从镇上坐船，横渡美丽的梅溪河，到达对面的小学。有一次，当我们坐在船上无意中谈起移民问题时，一个老师对我说，"很多人都已经回来了。"我好奇地问他们住在哪里？"哪里都可以啊。"他说，"街上，亲戚家里，反正到哪里都是打工。"但我在那年并没有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两年后，我重回康乐镇。我给一个副镇长打电话，询问这里是否有移民回迁。

"没有这回事。"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移民回来过。"

我告诉他，有人曾见过他们。

"别听那些人瞎说。"他在电话里叫道，"那些移民在外地都过得很好。"

我来到河边，梅溪河变得更宽了。我再次搭乘渡船，过河，绕到了一个冷清的村子。53岁的刘兴江住在临街的一间屋子。他已在梅溪河驾驶渡船三十年。2000年，他移民到附近的万县市。但他很快带着老婆回到了这里，仍然驾驶渡船。"我们在那里很难找到工作。"他说，"你知道那些人把我们住的那条街叫什么吗？--难民街。"

如果镇长也和我一样到过这个村子，他可能会惊讶自己看到的事实。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回迁的移民。刘兴江的屋子是租来的。我问他以前住在哪里？

"你看见那条河了吧。"他笑着说，"我家就在河中间。"

长江三峡，建设中的新县城。

5.

从浙江开往三峡的长途卧铺车，主要面对的是外出打工的人。它先在浙江省内绕个大圈，在那些工厂密集的市镇步步停靠，载满客人，然后驶向安徽铜陵。从那里开始，长途汽车沿着长江边的城市往上游而去：安庆、黄石、宜昌，最后抵达奉节。2010年夏天，方诗伟只花了20多个小时，就从萧山回到了奉节，比他当年坐船快多了。

奉节彻头彻尾换了个样子。以前它建在一块平坦的河滩上，如今搬到了西侧的山坡，整个县城依山而建，像个毛头小孩匆匆搭建的积木。最上面一层是繁华的商业区，街道像蛇，盘旋而下，与沿江马路连在一起。长江变成了开阔的湖。从方诗伟租住的房间望出去，就可以看到这面江水，近在眼前。江水很平静。

那是栋外表斑驳的楼房。房间内更为简陋，一年的租金是五千元。我们在一个傍晚进屋。方诗伟拧开灯，在昏暗的光线中，客厅堆满了一箱箱货物。他带我走进卧室，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独凳和一台彩电。"没办法。这儿肯定不如萧山那边舒服。"他说，"但这不也够了吗？"

他们不想在住房上花费太多。所有钱都投入到批发市场那家新开的小店，从家里步行过去只需几分钟。整个市场都是从老城搬迁过来的，人们按照习惯，仍叫它"猪娃市场"--在老城，市场一楼售卖猪仔，二楼批发服装和小商品。现在，猪仔不知道迁到哪里去了。

方诗伟的小店就在一楼，不足10平米，堆满了帽子、围巾、手套、头花，小玩具，大约有几千种款式。"我知道奉节人喜欢什么。"他的老婆笑着说，"浙江那边的打扮，说实话，比奉节差远了。" 她一身黑衣服，头发染成黄色，利落的束扎着，从头到尾忙个不停。

春节前的这段日子，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前来进货的，一般都是各个乡镇的小摊贩。打工仔们正陆续从外省回家，这时节什么东西都好卖。方诗伟专门从浙江进了一大批货，光是忙着把这些饰品摆上架，也要好几天。

当我们站在过道上谈话时，对面店家的老板娘也参与进来。她曾移民到福建漳浦县，但只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她就和丈夫孩子回到了奉节，在新县城开了一家杂货批发店。如今她买了新房，还拥有两个店面。方诗伟知道，如果他们早就从浙江回到奉节，也许会和她一样。不过，这种事谁说得准呢？

方诗伟尽量让自己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无论是否后悔，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如果一切发展顺利，他考虑在奉节买一套房子。每一天，夫妻俩都是最早来到市场，最后一个离开。除非碰到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很少在别人面前说起自己的故事。但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家人在浙江还有个家。

有天下午，有个熟客来到店里，打了一声招呼："还不回去过年吗？"

"不回去了。"他老婆笑着答道，"太忙了。"

当客人转身离开后，她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本来就是你们奉节人。"

在奉节，我已逐渐熟悉了移民的谈话方式。如果提到"下头"或"他们"，一般是指浙江萧山的人。如果说起"上头"或"我们自己这里"，则肯定谈的是奉节。方诗伟常常无意识地用这几种说法，交替谈论着浙江和奉节的生活，他的两个家。在萧山，他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七分水地，一个户口。在奉节，他有一个正在起步的生意，一套租来的两居室，一种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