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的性生活

米莉·多拉尔身穿饰以羽毛的绿色服饰，优雅地走上舞台，以撩人而滑稽的舞蹈为晚间的剧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利物浦华丽的爱泼斯坦剧院内的满堂观众深深陶醉在她那性感之美中。

在一次采访中她表示，“滑稽戏”赋予了她一种通过服饰、动作和舞蹈来进行沟通的方式——她以炫目华丽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实际上观众却看不到她患有听觉障碍的事实，这意味着她在这魅力四射的表演中必须十分卖力才能跟得上节奏。

近年来，很多身患残疾的表演者纷纷走上舞台娱乐主流观众，但多拉尔（不同于有些人）却不会在她的表演中提及她的听觉障碍或将她的忧郁表现出来，虽然她会将这一切坦率且深刻地记录下来。

见长于多个领域的国际知名演员Mat Fraser长期投身于残疾、娱乐和性之间关系的探索。他目前也在热播美剧《美国恐怖故事》中出演角色。在一次最近的采访中，他说道：“当你身患残疾时，人们会觉得有两件事你做不到——打架和做爱......但我已经取得了黑带，而我床上功夫也很棒。生活中的感官快乐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研究早已表明，相比健康人，残障人士拥有长期伴侣或结婚的可能性更低，虽然这同残疾类型的相关度很高。一家报社曾于2014年在英国开展过一项问卷调查，当被问及“是否同身体残疾的人之间有过性经历”时，44%的参与调查者回答“没有，而且我也不会那么做”。

对于残疾和性的消极印象依旧主宰着社会的态度，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现状？数十年来残障人士同他们的支持者们都一直在为此不懈地奋斗着。虽然这并非易事，改变也悄然而至，但种种新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被压抑的历史

长达数世纪以来，残障人士的性事一直被压抑和利用着，甚至有时还会遭受损害。世人对此充满疑虑，或者将其与正常人的性事区别对待。

汤姆·莎士比亚博士是一名身患残疾的学者，他在将近二十年前完成的著作《残疾的性政治》仍然是该领域少数实证性研究之一。他说道：“我认为，残疾和性要么被认为不存在任何关联——要么残疾人没有性需求——要么他们的性需求会被当做反常和过度纵欲。”

莎士比亚认定的种种关键态度自古典时期以来便一直贯穿于神话和文学作品中。身患残疾的角色以及他们的性事相对频繁地出现在传说和文字中，但通常都被赋予了强大的负面隐喻。

看看火神赫菲斯托斯的传说就知道了，他出生时便跛脚，并被其母逐出奥林匹斯。他虽同女神阿佛洛狄特结为连理，但是残疾之身令他在女神眼中失去了男人气概，女神也因此对他不忠并红杏出墙，让他受到蔑视。类似的故事也在很久之后再次出现于D·H劳伦斯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查泰莱夫人就因为他丈夫“身患残疾”而与刚健的守门员发生关系来满足自己。

当残疾人士因为身残而被认定失去性能力，其性伴侣从他人身上寻求安慰时，这种情景被称为“查泰莱综合症”。

正如莎士比亚所观察到的，人们认为残疾会令身患残疾的男人（也包括女性，但影响小一些）丧失性能力并对性产生冷淡，他们因此而被视为缺乏魅力，并容易遭到嘲笑和利用。正如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所写的：“畸形和身体缺陷很容易被用来制造笑料。”

这或许能解释过去人们时常做出的假设——最好能将残疾人从两性关系中隔离出来，从而避免他们可能遭受拒绝。也有人曾预想应当将残障人士的性欲搁置一边或者彻底忽视，因为他们不应该——或不可能——得到满足。

对于残疾的第二种比喻是，残疾是对于某种罪行的惩罚，因此残障人士是完全不应该享有性，因为他们邪恶却又强大。最好的一个例子便是威廉·莎士比亚笔下被描绘成身心扭曲的理查德三世，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被“粗鲁地烙下了印记”，因为身体残缺而被认为丧失了性能力。

汤姆·莎士比亚提到的另外一个强大的原型意象是围绕“生殖适应性”无意识的——有时是有意识的看法，那就是与残疾人为伴可能会受到潜在污染——“问题”可能会传递至下一代。

残障人士已经在很多层面上对此提出了挑战：例如，性关系并非完全关乎生育，也并不是所有的缺陷都会遗传，但是很多残疾人接受他们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可能延续的可能。例如，以手语为主要交流方式的聋哑人群体将失聪视为一种文化而非缺陷，并认为应该对此接纳和庆祝。

借助优生学——一门如今早已名誉扫地的社会哲学——弗朗西斯·高尔顿对“污染论”追捧甚至已经到了抛弃逻辑的地步。他同那些采纳他观点的人们提出，那些身有残疾的人们（还包括贫穷和一般意义上的“不适宜者”）应该要被阻止孕育后代。

始自英国的优生运动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截至1914年，美国近三分之二的州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低能”和“精神失常”的人结婚。一部于19世纪80年代首次通过法律，所谓的“丑陋法”完全禁止“难看的人”走出户外。而在1907至1928年期间，数以千记的美国人遭受了绝育。

整个欧洲和美国对优生学观点的合法化顺利成章导致了一场骇人听闻的结果：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德国数千名残疾人被有计划地杀害。截至二战结束，据估计有大约 200,000名残疾人惨遭屠杀。

无性、性欲过旺、反常以及遭受污染：历史上这四种破坏性的意象相结合为残疾人遗留下了一个不堪回首的苦涩过往。

残疾人运动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美国的残疾人运动首次向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首批残疾的美国退伍军人开始从越南战场陆续返回，他们迫切要求获得包容。学生也在这场崭新的民权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爱德华·罗伯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招收的首位身患严重残疾的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和其他残疾学生组建了一个名为“The Rolling Quads”的团体，倡议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第一所真正可以让每个人都能就读的大学。自那时起，英国的残疾人活动分子们就指望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更广泛的美国本土的民权抗争，包括获得独立生活的权利有所启发。

学生活动分子也希望获得享受性爱的权利。附近的加州大学成立了一个性和残疾人中心作为回应，性治疗师在这里向残疾学生提供建议，并帮助他们联系逐渐被人们所知的“性代理人”。尽管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在法律上禁止卖淫，“性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当时（如今也是）也未被定义——这意味着他们提供的性服务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来说，既不合法也不违法。

残疾人作家马克·奥·布莱恩曾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学习英语和新闻，并于20世纪80年代接受了一家杂志的委托，采访残疾人有关他们的性生活问题。这致使他开始探索自己的性事。他在《太阳杂志》中写道：“我希望被爱...被拥抱、爱抚，并且受到珍视。但是我过于憎恨自己并充满了恐惧。我曾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我在伯克利认识的大部分残障人士都有着活跃的性生活，其中也包括那些像我一样的残疾人。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在全球，像欧文斯这样致力于向残障人士提供帮助以满足他们性需求的人还有很多。来自澳大利亚的性工作者瑞琪儿·沃顿是慈善机构“Touching Base”的创始人之一，自2000年以来，该机构就一直在帮助残疾人建立同性工作者之间的联系。自那时起，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开展了类似的计划。

沃顿极力维护者性产业及该产业所扮演的向一些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角色：“对一些残疾人来说，他们只有一种生活，并期盼着受到社会的接纳。你可以看看我的一些客户，他们非常难以拥有性伴侣……如果他们选择来见我，这是可以的。社会也应当有所改变，身患残疾的人们应当享有同健康人一样的权利。这并非全有或全无的事情。”

在一些法律上对性工作较为宽容的国家（比如荷兰、德国、丹麦和瑞士），人们对向残疾人士提供性服务持有一种灵活的态度。在荷兰和丹麦，会有社工询问残疾人客户是否需要任何性方面的支持，甚至会提供资助让性助理或性工作者进行有限次数的上门服务。

“性助理”服务模式的先锋人物是一位荷兰女士Nina de Vries。在一次通过Skype进行的采访中，她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时残障人士是如何开始要求她为他们提供色情按摩的（她并不向客户提供除此以外的服务）。随着这项业务的扩大，De Vries最终被要求向媒体及各类会议上向人们讲述她的工作。

2003年，瑞士慈善机构Pro Infirmis 邀请她为苏黎世一个更加正式的“性助理”网络提供培训，这引发了来自宗教团体和一些残疾人的极力反对。该慈善迫于压力取消了计划，但另一家组织目前在瑞士提供着类似的服务，在法国也存在着类似的组织。日本一家名为“White Hands ”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我们的事，我们都得参与

为了获得所谓的性公民身份而展开的抗争并非局限于残疾人权利运动。运动发起者阐释了性少数者在一些国家中如何被边缘化、无法享受平等，甚至遭受妖魔化的境况。即使如此，这些运动也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将性权利纳入人们的基本权利。

或许令人惊奇的是，似乎很少见到有关性公民身份以及这在医学伦理刊物中引发出来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尽管伦理学家们确实在围绕残疾人接触付费性服务的问题上展开探索。

这些争论包括，由于一些残疾人必须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得性，因此他们应该免除嫖娼罪名带来的惩罚——甚至应当由国家为他们买单。其他人则争辩道性需要并不是事实上的权利，并且最多由志愿团体去满足其性需求。在对卖淫的潜在危害进行研究时，一位伦理学家表示，或许在准许性愉悦“权利”的背后存在一种狭隘的利益。

但残疾人对此的看法又在哪里呢？用那些残疾人活动人士的话来说，“我们的事，我们都得参与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是他们首先创造了该口号。

一些残疾人提出，国家应当将那些为无法独立做爱人士提供的性援助服务合法化，甚至还应当为此类服务买单。也有人呼吁其他形式的帮助，比如进行互助——身患残疾后如何重建性自信。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便是，性教育应该更广泛地将残疾人容纳进来。而残疾人也希望改变那些不将他们视为有效性伴侣的负面看法。

2005年，《今日身心障碍》(Disability Now)杂志发现，37.6 %的残障男士和16%的残疾女

Ghenis继续说道：“这是对我们的怜悯和溺爱，似乎我们只需要得到慰藉，而不是让整个社会围绕我们去做出改变。”

Mik Scarlet是一位深受朋克和哥特文化影响的电视主持人兼音乐家，同为残疾人的他目前在英国残疾人组织Enhance中担任心理咨询解答主持。该组织运营着一个名为Love Lounge的网站，为残疾人提供性和情感关系咨询。“想象一下，”他说道,“我是残疾，自小在卢顿长大，而现在我可以合法地买春，因为这明显是我进行初次性体验的唯一机会。”

“但我与性的关系立刻被扭曲了，这意味着以后我遇到的每个人都会说，‘他是残疾人，这说明他买过春；我可不想和那些嫖娼过的人上床。’你强化了你无法将其摆脱的事实，因为你曾为了它付过钱。”

“我们正在加强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一些过于丑陋，残疾太过严重，以至于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拥有性爱的人们只能花钱去购买性。那为什么就可以去压迫女性，让她们的身体成为商品呢？并不能因为我们身患残疾而去牺牲别人的权利。我希望生活在一个能将我视作与旁人无异的性伴侣的世界中。”

但不论初衷多么美好，他对于某些残疾人的“知情首肯”问题仍然存在顾虑：“如果有人患有严重残疾，致使他们无法表达同意，——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那还是无能为力。”

“你得保护人们。恐怕不管你喜欢与否，他们并没有性权利。很多人正常人也没有性，这不是一种权利。”

“但是有太多人不了解这点了，”黛安说道，“人们觉得，因为米克残疾了，所以他无法过上性生活。但是米克还有着原始的性；他是如此的从容和自信。”

2003年，潘妮·佩珀出版了《未出生的欲望》（Desires Unborn）一书。这本书以残疾人的短小色情故事组成，具有开创性意义。佩珀说：“我确实感觉到自己能够以一种开放和放松的方式来讨论性了，但我在很多健康人身上却看不到这点。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些有关身体意象的问题，而谈论‘性’是很好的方式。”

对此她补充了一个例子：她能够要求之前一位私人助理将她和她的伴侣放在可以进行房事的位置上：“（做爱时）要用到椅子，他（性伴侣）患有视力障碍，整个过程或许看起来就像在表演喜剧小品！”但她补充道：“性是通往快乐的核心。对于每个外表形体没有受到上天眷顾的人来说（不论残疾与否），我们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在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残疾学生联合会继续努力着，并为学生和学者们举办了可供每个人畅所欲言的讨论会——“残疾是人生的终点吗？”。讨论的话题围绕残疾、恋爱和性展开。

在一个关于研讨会的纪录片中，一位与健康女性约会的学生感触尤为深刻，他说，当时“她建议在我的轮椅上做爱。这是接纳的最终表示。”一位年轻的残疾女性对于性侃侃而言 “我对性如痴如醉。它让我们重新感到自己作为人类的存在。”

正是如此。残疾活动家们正耐心地做出一些关于性的合理看法，而且它们适用于每个人。

当米克·斯卡利特说到做爱不是性时，他也代表了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或者那些不喜欢在性侵后被强行进行性交的女性，或是那些因患病或受伤后生殖器官被切除或遭受损伤的男性。一些残疾人在非生殖器区，比如在肩膀或口内形成了性感区，这对于那些想深入了解性的人们是一个很实用的知识。性不一定非要围绕生殖器展开，或者说，未必需要遵循男女做爱的方式。

Liddiard发现这是她研究中最具力量的部分。“残疾和障碍可以鼓舞性，改变我们对性别和性原有标准的认识。残疾的身体让我们的思想不再墨守成规，不再以做爱去定义、去规范性。”

通过对抗那些对性有着破坏作用的流言，残疾人或许最终会解放我们所有人。

■ [ 关于措辞的说明 ]：
文中用辞或与其他国家的说法因词汇使用的不同而异。无意带来任何冒犯，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