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希望在75岁逝去

“这是一个我们许多人似乎都在抗拒的事实：那就是活太长也是一种损失。”

我的这个念头让我的女儿和兄弟们都抓狂了，我亲爱的朋友们也认为我失去了理智。他们觉得其实我只是言不由衷，认为我没有好好想清楚，因为这世上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去看，太多的事情要去尝试。为了让我确信那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向我列举了无数我认识的那些年龄在75岁以上，而且生活的很好的人。他们确信，当我活到快75岁时，我就会希望活到80岁，然后是85岁，或许甚至会到90、100岁。

但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我们许多人似乎都在抗拒的事实：那就是活太长也是一种损失。对许多人来说，岁月的流逝让我们逐渐变得羸弱——蹒跚的步履，衰老的身体，甚至机能的丧失；或许我们依旧活着，但这种状态又何尝不像死亡一样剥夺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对工作、社会和世界做出贡献的创造力和能力；将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由熟知转变成仅有联系而已，最重要的是到最后，人们将会忘却我们。我们在人们的印象中不再是生机蓬勃、兢兢业业而是虚弱不堪、徒劳无益甚至是悲哀可怜。

当我75岁时，我将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我爱过别人，也被别人爱过。我的孩子们也已长大成人，过着属于他们的富足生活。我将见证我的孙辈出生并开始他们的生活。我也追求过我的人生目标，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无论重要与否，我曾全力以赴。我希望不会受到太多身心上的限制。如此，在75岁去世将不再是一个悲剧。实际上，我计划在我去世之前为自己举行一场追悼会。我不希望那里有任何泪水哀伤，而是一次家人亲友的温暖聚会，满载对过往趣事的回忆，我经历过的丑态尴尬，还有对美满生活的庆祝。待我死后，如果愿意，他们当然也可以安排一次追悼会——但这与我无关。

我要澄清一下我的愿望。我既不想活得比可能的时间更长，也不想缩短我的生命。我的外科医生和我都知道，现在的我非常健康，也没有慢性疾病。不久前我还和两个侄子爬了乞力马扎罗山。所以我并非因为身患不治之症而要和上帝讨价还价讨要75年的寿命。也不是说十八年之后的某天清晨醒来后，通过安乐死或者自杀结束我的生命。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就一直积极地反对将安乐死以及医生协助自杀合法化。想以这两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通常不是因为遭受着持续的病痛，而是感到抑郁、绝望，以及对失去他们尊严和控制的恐惧。活着的人们会不可避免地感到这些逝去的人是失败了的。

现在的人们或许会比他们的父辈们活得更久，但是他们老年时可能会变得更加羸弱无力。我们真的希望以这种状态活着吗？对于我来说不是。

让我来细数一下理由吧。先看人口统计学。随着我们慢慢变老，我们老年岁月的生活品质却不高。自19世纪中期，美国人的寿命一直在延长。1900年，美国新生儿的预期寿命约为47岁。到了1930年，增加到了59.7岁；1960年，69.7岁；而到了1990年的时候，则到了75.4岁。现在，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为79岁。（平均来看，女性比男性寿命更长。在美国，女性比男性大概多活五年。根据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2011年美国男性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为76.3岁，女性则为81.1岁。）

二十世纪早期，随着疫苗、抗生素和更好的医疗护理，更多儿童避免了夭折，传染病得到有效治疗，人类的寿命因此增加。但是自1960年开始，人类寿命的增加主要来自六十岁以上人群寿命的延长，而非来自拯救更多的年轻人。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延长自身的寿命。

我们急切地想要相信“发病率缩减”(compression of morbidity)理论。该理论由现任斯坦福医学院名誉教授的詹姆斯F·弗莱斯(James F. Fries)于1980年提出，该理论假定，随着我们将寿命延长至八、九十岁的时候，我们将过上更加健康的生活——不受病残困扰的时间更长，而且总的来说，病残者的人数也会更少。它主张，随着我们寿命的增加，我们生命中的衰弱状态的时间会变得更短。

“发病率缩减理论”是一种典型的美式观念。它告诉我们的正是我们希望去相信的：我们将活得更久，然后几乎不必经受任何病痛或生理衰退便突然死去，而发病率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最近一项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共同展开的“预期健康寿命”全球性评估也证实了这一结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了身体残疾，也涵盖了诸如抑郁症和痴呆等精神障碍。结果发现，患病率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呈增加势态——“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因丧失能力而导致残疾的绝对年份也随之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我父亲的情形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结论。大约十年前，还没到七十七岁时，他开始感到下腹疼痛。就像所人一样，讳病忌医的他一直坚持说这没什么。但三周之后病情仍未改善，他在别人的劝说之下看了医生。检查出他实际上患有心脏病，接下来做了心导管插入术，最后还做了心脏分流手术。自那以后，他就大不如从前了。曾经极度活跃的他突然行走和说话不再那么灵活，甚至连幽默感也逐渐消失。如今的他似乎都放缓了。尽管他没有死于心脏病，但没人会说他现在的生活充满活力。当父亲和我谈起这个时，他说：“我变得迟缓多了。这是事实。我不再去医院巡查，也不去教学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说他很快乐。

正如Crimmins所说，过去五十年中，医疗保健虽然令人们放慢迈向了死亡的步伐，却没有在相应程度上减缓衰老。就如同我父亲的经历，现代人通向死亡的道路被延长了。死亡通常是由慢性疾病——心脏病、癌症、肺气肿、中风、老年痴呆症和糖尿病等——的并发症引起的。以中风为例，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极大地降低了中风的死亡率。在2000到2010年间，中风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坏消息是，以美国为例，约680万名中风幸存者中，饱受瘫痪或者丧失语言功能之苦的不在少数。据估计，1300多万美国“悄无声息的”中风生还者都经受着更加微妙的脑部功能紊乱，比如思维过程、情绪管理和认知功能异常。尤为糟糕的是，预计未来15年，美国因中风引发的残疾病人数量将增加50%。不幸的是，同样的现象在其他许多疾病中也并不罕见。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取得重大发现时的平均年龄为四十八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我们没有变成老年痴呆，我们的精神功能也会退化。目前已经证实，我们思考的速度、工作和长期记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相反，注意力却变得越来越无法集中。思维的迟钝只是一方面，我们的创造力也消失殆尽。大约十年前，我开始和一位杰出的、将近八十高龄的健康经济学者一起工作。这位同事才华横溢，现在依旧在这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他今年已经九十岁了。但他是个非常罕见的例外。

而现在的人们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他们都梦想成为这样的例外者。但事实上，一旦到了75岁，大部分人的创造力、独创性和生产力都会消逝。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在三十岁之前没有对科学做出贡献，那他将永远无法做到。”当然这种评价过于极端了。加州大学的迪恩·基斯·塞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是一名从事年龄和创造力课题研究的杰出人士，在综合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后，他得出了一条典型的年龄-创造力曲线：自事业的开始，创造力随着事业的推进而迅速上升，在大约二十年之后，即40或45岁时达到顶峰，然后随着年龄进入缓慢的衰退期。但不同学科间可能略有差别。目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做出重大发现时的年龄为48岁（不是获得诺奖年龄）。理论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作出重要贡献时的年龄比实证研究者稍早一些。同样，诗人们也早于小说家。Simonton有关古典作曲家们的研究展示，通常作曲家会在26岁的时候谱写出自己的首个重要作品，最佳作品和最高产的年纪约为40岁，然后进入衰退期，52岁的时候写出他最后一部重要音乐作品。（研究对象的作曲家都为男性）

年龄-创造力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关联，是平均值，自然存在着一些例外的个体。确实也存在有大器晚成者，人们可以在75岁之后还继续写作出版、绘画、雕刻和作曲。但是我们无法摆脱这

指导后辈的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它也揭示了一个与年龄增长相关的重要问题：我们抱负和期望的缩减

一位大学的教授曾告诉我，随着他渐入高龄（他已70岁），文章发表没那么频繁了，但是他现在以其他方式做出贡献。他指导学生，帮助他们将热情转入到研究项目中，然后为他们提供建议，平衡事业与家庭。身处其他领域的人们也能够这样做：指导下一代。

指导后辈的意义十分重大。它让我们将毕生的智慧传承下去。它经常被低估，被错误的当作对那些不愿意退休，不断重复着同样故事的老人的另一种解雇。但是它也揭示了一个与年龄增长相关的重要问题：我们抱负和期望的缩减。

我们适应着身心的限制。我们的期望在缩小。我们意识到自身能力的衰减，选择更有限的活动和项目来确保我们能够完成它们。实际上，这些限制几乎是在毫无察觉之中发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渴求和正在做的都变得越来越少。因此我们觉得知足，但我们的天地却变的极小。曾经职场风光的我们开始培养业余兴趣，去赏鸟、骑自行车、或者做陶艺等。然后，随着行走变得越来越困难，关节炎的疼痛限制了手指的灵活性，所谓的生活也变成了坐在房间中看看书和电视，做些填字游戏……

但是活得太长久也存在着一些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的弊端。现在有很多成年人夹在孩子和父母亲之间，两边都要照顾，他们正经历着非常真实、沉重的经济和看护负担。所以我们活太长会给我们子孙后代带来真正的情感负担。

除非有太多的深仇大恨，子女都不会希望自己的父母亲离世。父母不论在哪个年纪去世都是

巨大的损失，也会形成无法填补的巨大空洞。不过父母也会对大部分孩子造成巨大的阴影。无论是与自己的孩子关系疏远、对他们漫不经心，还是深爱着他们，父母亲都对成年子女设定了期望、形成了判断，强加自己的观点予以干涉，通常都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要父母亲健在，这些都不可避免。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

父母也扮演着家庭领导者的角色，这使得成年子女很难成为真正的家长。如果父母都活到95岁，子女退休之后还得照顾他们。这不会为他们自己留下太多时间——然后就进入了自己的晚年。如果父母活到75岁，子女不仅早已与父母建立了良好欢愉的关系，他们还有足够的摆脱父母阴影的自我生活时间。

但是有一些比父母亲的阴影更为重要的东西：记忆。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怎样的记忆呢？我们希望孩子们记住年轻时的我们。积极活跃、精力充沛、终日忙碌、生气蓬勃、聪慧精明、热情洋溢、风趣幽默、温暖体贴、爱意浓浓。而不是弯腰曲背、行动缓慢、健忘失忆和喋喋不休，总是在问“她/他刚刚说什么？”我们想要作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负担被人所记忆。

75岁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那个独特的时刻（虽然某种程度上是任意选择的结果），经历过丰富完整的人生，并希望将这些美好的记忆留给孩子们。生活在“美国不朽者”的梦想中会极大增加我们无法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生机蓬勃的记忆将会被身心衰退所引起的痛苦排挤掉。是的，通过努力我们的孩子将回忆起那美好的家庭节日，感恩节发生的有趣一幕，以及在婚礼上的尴尬失态。但临近去世的几年（行动不便的加剧，需要被照顾的这几年）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以前的快乐则需要努力想象才能浮现于脑海。

当然，我们的孩子们是不会承认的。他们深爱着我们，害怕因为我们的离去而造成损失。他们并不想面对我们的衰老，当然也不希望我们死去。但即使我们没有成为他们的负担，我们对他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他们年老之时也是种损失。给他们（我们的后代们）留下的回忆不是我们的活力而是孱弱也是最终的悲剧。

七十五岁。我只要活这么久。但是如果我不打算安乐死或者自杀，我也不会去那么做，那我的愿望岂不是无稽之谈？我难道连服从自己信仰的勇气都没有？ 不是。我的观点确实有着多种重要的实际意义。一个关乎个人，另外两个涉及政策。

受到奥斯勒启发，我的哲学理念是：一旦我活过了75岁，如果要我去看医生，接受任何体检或治疗，就算再常规，就算没有痛苦，我也得找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才会去做，而这个理由不会是“延长寿命”。我会停止接受任何常规预防性检查、筛查或干涉。如果出现病痛或其他残疾，我只会接受姑息疗法（非治疗性）。

这意味着我不再考虑做什么结肠镜检查和其他癌症筛查（75岁前也一样。）如果现在57岁的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我可能会接受治疗（除非情况十分糟糕）。但65岁时我将接受最后一次结肠镜检查。前列腺癌筛查已经被我排除在外了。（一位泌尿科医生让我做一次PSA检查，即使在我说我不感兴趣之后他还打电话告诉我种种后果，还没等他开口我便挂断了电话。我告诉他，他是为了自己才让我做检查，不是为了我。）

75岁之后，如果我患上了癌症，我将拒绝接受治疗。我同样也不会接受任何心脏压力试验，不需要起搏器和可植入微颤器，也不需要瓣膜置换术或者心脏搭桥手术。如果我患上了肺气肿或类似的疾病，频繁发作，总是要将我送进医院的话，我将会接受减缓窒息所带来的不适感所做出的治疗，但是我拒绝去医院。

那要是小病痛呢？流感疫苗就不用了。当然如果出现流感大流行，还没有活过完整人生的年轻一些的人应该接受疫苗或其他抗病毒药物。对抗肺炎或者皮肤、泌尿道感染的抗生素是个巨大的挑战。这些抗生素价格低廉、效果显著，因此我们很难拒绝它们。但奥斯勒提醒我们，与那些慢性疾病带来的衰退不同，这些感染带来的死亡不但迅速，痛苦也小的多。所以，我不会使用抗生素。

“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说那些想要活得尽可能长久的人是错误的，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我只是在尝试描述我对幸福生活的观点。”

另一种政策意义与生物医学研究相关。我们需要对老年痴呆症这一在老年群体中不断增加的残疾和慢性疾病上投入更多研究——而不是延缓死亡过程。

很多希望自己长命百岁的人们将畏惧并反对我的观点。他们会列举每个例外来证明了我是错误的。就像我的朋友们，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他们也许要谴责我这是反老年人。

我要再次澄清一下：我不是说那些想要活得尽可能长久的人不道义或是错误的，当然我也不是谴责或鄙视那些尽管蒙受着身心残疾仍想继续活着的人们。我甚至都没有试图去说服别人我是正确的。事实上，我通常为这个年龄层的人们提供建议，让他们接受美国最好的医疗护理来医治他们的病痛。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也支持他们。

我不是提倡将75岁作为完整、幸福生活的官方统计数据以节省资源、分配医疗护理，或是解决由平均寿命延长引发的公共政策问题。我只是在尝试描述我对幸福生活的观点，让我的朋友们和其他人思考他们改如何度过老年生活。我希望他们能去思考除了屈服于年龄的增长不知不觉带来的对活动和愿望的限制，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我觉得人们拒绝我的观点是很正常的。毕竟，进化的烙印让我们有着尽可能长久生存的动力，这也是自然的安排。因此，大部分人觉得将75岁作为终点是错误的。我们是永远乐观的美国人，我们对限制，特别是对强加在我们生命上的限制感到愤怒。我们确信自己属于例外。

我也认为，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存在主义，人们都有理由对我的观点加以蔑视或排斥。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压抑着自己，不去想上帝、天堂和地狱，以及我们是否会变回蠕虫。我们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者，我们都不愿意思考是否存在着一个上帝，以及为什么她应该关心所有的凡间琐事。我们总是避免思考我们生活的目的，以及我们将会留下的痕迹。难道我们活着仅仅是为了赚钱逐梦吗？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找到了舒适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也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我也不认为自己拥有这些答案。

但是75岁为我定义了一个确切的时间点：2032年。它去除了试着活尽可能长久的模糊性。这一具体数字使得我们思考我们生命的终结，让我们思考最深入的存在主义问题，思索我们想要为子孙后代、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同胞们、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些什么。这最后的期限也使得我们每个人问到我们的消耗是否能与我们做出的贡献相当。正如我们大部分人在学校深夜闲聊中谈到的，这些问题会带来深深的焦虑和不适。特定的75这个数字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忽视这些问题，继续保持轻松、社会接受的不可知论态度。对于我来说，用18年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比起当忍受这些延长的死亡过程带来的身体痛苦，用这些年的时间试图来多活一天，忘却随之带来的精神性痛苦要好得多。

75岁是我想要活到的岁数。我想要当我还值壮年时庆祝我的生命。我的女儿们和我亲爱的朋友们会继续想要说服我，说我是错误的，说我能够更加长久地活出有价值的生命。我保留改变我想法的权力，并保留为活得尽可能长久提供有力、合理辩护的权力。毕竟，这一切意味着我在75岁之后仍然具有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