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 世界上最难过的关其实是自己

二月的北京，给了一个和暖的晴天。在拍摄采访的前一天晚上，陈建斌刚刚剪完电影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的最新版本。这部已然俘获最佳新人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两匹金马的影片，一个晚上，应制片方的要求，从105分钟变成了95分钟30秒，剪掉了9分半钟。但陈建斌一点儿也不沮丧：“这绝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我觉得我早就应该把片子剪成这样，只是没有过我自己这一关。”如果《一个勺子》的电影本身让人思索的是“好的标准是如何变坏的”，那么，陈建斌的拍片过程，则诠释了“所有的坏事，如何最后都变成了好事”。

陈建斌走进大门，直接前往化妆间。他是单刀赴会，没有带助理。坐下来，他直接跟造型师说，“不用化妆了，上午也拍片，我还带着妆，”转头又说“服装等你们准备好了就拿进来”，并没有去提前挑选的欲望。“要不我们还是先聊吧，反正他们在准备。”他对我说。

传说中，这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这种传言基本来自跟他搭过戏的女演员。陈建斌和妻子蒋勤勤在《乔家大院》剧组相识，勤勤对他的第一印象却是“一见生恨”，因为对戏的第一天，陈建斌就把勤勤准备好的台词给“废了”。当然，这是经过导演同意的“更好的台词”。陈建斌曾对此给出这样的解释：“情商不高，说话比较直接，不会转弯抹角。但不破坏规律谈何创作？其实所有的争执都是从这里来的。”

对于看过他的成名作、孟京辉导演的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我来说，我愿意相信并且无比赞同陈建斌有脾性，哪怕他表现得再低调——那个穿着条纹囚服在舞台上嬉笑怒骂的疯子，在台上光芒四射，曾让人笑到肚子痛，也让人觉得荒诞到痛。那是1998年，陈建斌28岁，来自新疆的他在中戏读完表演系研究生，留校任教，工资很低，也没人找他拍戏。他和孟京辉都没有钱，凑在一起做戏，还要掏钱请剧组成员吃饭。直到付不起房租，实在扛不住了，陈建斌只能转战电视剧。

青春年少，每个人都曾纯粹、较真，一直较真下去的，却只是少数。陈建斌是少数派之一，而持续较真所结出的果，除了飘来散去的“传言”，还有珍贵的经验。“我以前就是兼任了很多职务，只是人家没有给我署名，还会觉得我很讨厌，因为我越过了我自己的职权范围，擅自修改剧本，改戏，然后帮别的演员弄这弄那的。”陈建斌说，“以前我没有这个名分。但是这次我就是名正言顺地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任何的（在我看起来）陌生或者不适应。”

从2013年6月看到小说，到2014年秋天将成片递交给金马奖，陈建斌的处女作电影的制作周期不到一年半。看上去顺遂，但实际上，“你能想到的一个处女作的导演能够遇到的所有问题我都遇到了。”

所有的坏事，最后却都让这部电影更好。这当然不只是幸运，除了巨蟹座的天性让陈建斌习惯在做一件事情前把所有事情都想好、准备好备用方案以外，更重要的是，“我这个戏让别人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弄成的。”陈建斌引用了他最喜欢的剧本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当猛兽看到它的同类遇到灾难的时候，它会毫不犹豫就跳过去帮助它的同类，或者它就因为害怕转身就跑了，它绝不会停留在那儿思考，想我是不是应该去帮助它，我帮助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绝不会停在那儿思考。而我们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既不过去帮助他，也没有转身，我们是在那儿思考，在掂量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思索我觉得是最可怕的，比不过去帮助他、或者是转身逃走都可怕，这就是我最想说的。”

● 你曾经说把电影当作自己的一个梦，因为特别珍贵，所以不急，必须达到那个标准才能动手拍。我很好奇，你自己定下的那个标准究竟是什么？

陈建斌：对，拍电影其实也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件事，但是你要找到拍什么。

● 所以你说的标准实际上是在找要拍的东西？

陈建斌：就是剧本。我自己写过剧本，也看过很多小说，也自己花钱请专业编剧给我写过，但是都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好剧本，所以就不能拍。十多年间一直都在尝试做剧本，但就是一直都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一直到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一个勺子》的原著小说（《奔跑的月光》），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我想要的东西。

● 为什么会对“傻”这个问题这么感兴趣，是因为你自己也比较轴吗？

陈建斌：在生活里我们一般都觉得傻是不好的，父母都会教你不要做傻事，让你规避风险。希望你能够走捷径，希望你能够出人头地，这都是要奔向聪明，要趋利避害。但是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出让人觉得敬仰的事情和事业的那些人，都是比较傻的人，都是为做一件事情坚持了一辈子的人。那个过程中，可能有无数次的选择，他们可以逃避，他们可以去做更聪明的事，但他没有，人的精神生活和灵魂生活可以升华到什么样的地步，我觉得都是那些特别傻的人做出来的。

● 你对拍什么戏的选择似乎一直都很审慎。在拍《一个勺子》之前，你参演了《人山人海》和《军中乐园》两部电影，都不是商业大片，而是小而美的文艺片。

陈建斌：对。比如说像《人山人海》那部电影，蔡尚君导演找我的时候，我就非常吃惊。因为他选的故事原型其实就发表在前几年的《南方周末》上，我也看到了那篇报导，当时心里还想，这是一个拍电影的好素材，但是蔡导已经把它做成了剧本要拍了。在现在这么一个时代，跟他同时期的那些导演都在拍商业大片，他能够去关注这种最底层的农民、民工的生活，就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跟别的导演不一样，他后来能得到威尼斯的肯定，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他一开始的选择，他能选择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包含了他所有的人生的经历、他的学识、他受的教育，他的道德，他对人性的思考。很多东西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在拍？因为那些电影是容易的。拍一部有票房的电影，轻轻松松拍一个那样的题材，是容易的。但是有人不是那么做的，有人就愿意去做桩艰难的事，所以他最后能够得威尼斯银狮奖，我一点都不意外，在拍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肯定会得奖，但是我不知道会得什么奖。因为他那个着眼点是有价值的。

包括钮承泽也是如此，他拍《军中乐园》，一开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对他们那一代人、他父辈的一代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命运……他不吐不快。你想他拍完《艋胛》后成了票房大导演，他完全可以选择再拍一部像《LOVE》那样的戏，很轻松很赚钱又很舒服。但，不，他就要做这个难做的，他觉得自己必须得做这件事，我也是被他这种情怀所打动，我说好，那就一块做。我觉得值得尊敬的人，值得尊敬的艺术家，其实都是这样去选择，挑容易的事情的那种人我觉得不值得尊敬。

● 所以你自己刻意拒绝商业大片吗？

陈建斌：商业片也分很多种，有些商业片是既好看而它本身又有价值。比如说像美国的大片《拯救大兵瑞恩》、像《辛德勒的名单》，既有思想性，又有娱乐性。咱们为什么总是没有这样的影片？我真的是对现状不满，说实在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拍的电影都像（《一个勺子》）这样的。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它毕竟是一个在艺术范畴里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作品，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 哪怕它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陈建斌：这个难是因人而异的。跟刚才我们谈的这一切都一样，这些人不是被逼的，他不是因为在这件事情里感到痛苦而去做，而是他只有做这件事情自己才能感觉到幸福。但是在别人看起来、在另外一种角度看起来，你会觉得这很傻、这很枯燥、这很难、这很痛苦，是这样的。

● 2013年6月看到小说，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制作出了电影《一个勺子》并俘获两匹金马，而你还算第一次正式执导筒。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控制力？

陈建斌：为什么这么快？是因为我在这之前思考的时间比较长，把我所能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难、把我想要拍成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这部电影我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完成，在开拍之前我全部都已经想好了。在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个处女作导演所能碰到的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困难，只要你能想到的，我都碰到了，但之前我也全部都想到了。所以当那些困难发生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准备好了，而且我也有解决它的方案。事实证明了那些特别困难的事，或者说我考虑到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它反过头来都变成了一件好的事情，帮助我成就了这部电影，成就了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 演员、资金、拍摄，其实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解决，我相信不仅仅是幸运？似乎演员的片酬也都没给？

陈建斌：我觉得首先是我在这之前思考得比较充分。另外，就像我以前给蔡尚君、钮文泽他们拍戏的时候一样，也是在帮忙，也没什么钱，拍那种戏很苦，他们很希望我去，我就去了。为什么我去帮忙？不是因为他这个人，而是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价值的。我这件戏我觉得也是如此，我这个剧本让别人看了，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弄成的，对他们来说举手之劳就能帮我把这件事情办成，为什么不做呢？如果我做的是一部商业大片，那人家就公事公办了，该付多少钱就得付多少钱，那就肯定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部电影的一分一秒都在我的控制中，别的东西都是可以妥协的，但是电影是不能妥协的。只有这样才不是流水线，而是艺术品。

【本文来源】《ELLENMEN睿士》三月刊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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