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波：自我革命不止

吴秀波在休息了一年之后，又开始忙碌地工作，宣传他即将出演的影视剧，也透露他转行做制片人的消息。通告一拨接着一拨，但他的行动里有自己的节奏，看着慢，但四两拨千斤，很多事就干完了。做完头发，换衣服，吴秀波的手机换了声响，是一首老歌，《我就在你身边》，单曲重放，这是首挺悲伤的歌，不过它回荡起来一点不显得忧愁，倒是很怀旧。

前两天电视剧《乱世书香》发布会，他遇到了主持人戴军。现在两人交集不多，但二十年前，他们是一起唱歌厅的朋友。“当时戴军在北京大富豪歌厅唱歌，唱完后他一般会说，‘下面由一个英俊的歌手吴秀波，唱《孤枕难眠》’。”吴秀波笑道。戴军起了头，他们现场合作了那首《我就在你身边》。老歌把吴秀波的情绪掀了起来，他又想起那时候，为了在歌厅获得良好效果，或者再通俗点说，为了赚钱，跑到卡拉OK练歌。后来，他不再以唱歌挣钱，卡拉OK也变成了一个应酬的地方，他几乎不去了。但那天和戴军唱完，他又想再去唱唱，“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好好唱首歌”。

吴秀波说，之所以接演《乱世书香》这部戏，因为它里头的两个关键词，“书生”和“革命者”，与父辈都有关系；其次，随着年纪增长，他也越来越喜欢追根溯源。“我小的时候受父兄的影响特别大。父亲是外交官，接受很多国外的新鲜事物；哥哥是北大高材生，博览群书，我看的书都是他看剩下的。他看金庸古龙，也看《诗经》和休谟，这些我都跟着他看过。我尊敬他们，他们确实是有学识的人，但我一直觉得自己和他们相差甚远。有幸我从事的是文化行业，对于历史，

在作品有需要的时候，也要去琢磨。”他一直觉得父兄是文人，是现在很少提的“士农工商”中的“士”。他提及《论语》中一段对话，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翻译成现在的话，最简单地说，你得有礼义廉耻，得有责任感。人活着能知道廉耻……”他感慨着，“生活中别说你能做到知耻，能交到这样的朋友已经是很不得了了。可是过去，这是士的守则。

现在我们常说，我们曾经失落的、通过文化所传承的做人准则要重新建立了，可怎么建立？从日本动画片里建立？从美国流行歌里建立？我们以前的那些东西都不要了？！”他提高了声音，眉头锁着，忧思重重。“我爸爸就是乱世书生，他赶上文化大革命；我哥哥的时代不是乱世，但他赶上了留学潮，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经济大潮。如今是盛世，但不意味着这个时代没有漂泊、没有竞争。清代黄景仁写‘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他生在康乾盛世，34岁的时候活活穷死了。”自古书生就在“唯有读书高”的标榜和现实处境的无奈中纠结生存，这种心境勾连传统，绵延至今。吴秀波试图建构出这样一个书生，生于乱世，然而有风度，有气节。

同是文字，有人用来愤世，骂人；有人用来济世，譬如写了一篇水稻杂交论文；有人用来警世，‘快点跑，股市要跌了’；还有人用来厌世，变着法哭穷、抱怨。”那是无用的终点，之后，有知识者会起而革命。

吴秀波认为，革命曾经是最大的时尚。它是有态度的，这种态度就是打破枷锁渴望自由。“最早期的革命者，譬如打破家庭枷锁，要求自由恋爱。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打从穿开裆裤就知道自己的媳妇是谁，最早的自由恋爱者就是行为的革命者。”“再往深了说”，吴秀波没有停下话头，“所谓‘资深革命者’或者‘真革命者’，就是可以付出生命的人。”他说起自己四十年前，上小学的时候，路上看到有人卖鸟，用绳子拴在一根小棍上。他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只，当天那只鸟把自己活活勒死了。从此他再也不敢买鸟了。“世界上有两种鸟，一种你把它抓过来，你让它学这个它就学这个，让它学那个它就学那个；还有一种鸟你抓过来，它能把自己撞死，死都不愿意在笼子里。它就是骨血里对自由的渴望。就像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为了革命是可以付出生命的。像李大钊，像格瓦拉，格瓦拉在革命胜利之后完全可以享受胜利果实，但他又去了刚果和玻利维亚，三十多岁时死在乱枪下。”

他谈到《赵氏孤儿》，谈到他从中体会到时人的三种属性，第一层是对抗，也即我们今日受到的教育中所唯一提倡的东西，或称竞争。“我房子比你大，车子比你好，钱比你多，其实就是抢资源，你抢得越多别人死得越快。愚公要把山移走，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能和山一块待着呢？”第二层是尊重，彼此承认对方的欲望、同时克制自己的欲望。而当第二层碰到第一层，尊重碰到了对抗，难道也要变成对抗吗？——“这时我们才看到革命者的态度，叫牺牲。”吴秀波说，他列举了那些被奉为神明的对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佛陀舍身饲虎，都是牺牲。正如格瓦拉说的那句话，“我怎么能在别人的痛苦前转过脸去”，他感慨着，“这是何等博大的生命感！何等神圣的为人态度！”那个状态的吴秀波可能并不常见。

他的语速很慢，用词文雅，像在进行一场小范围的、恳切的演讲。他正在谈论的人、谈论的精神，应该是他珍视的生命经验。而后，他把我们的话题限定在安全的范围内。“我说的革命不是阵营与阵营之间，而是每个人都面对自革命。一个小我要打倒哪个压迫者？就是你的欲望，欲望让你贪婪，让你有分别心，让你伤害别人，让你时而喜极而泣时而沮丧悲伤。要想让一生过得平和，首先你要和欲望作战，这个自我革命是没有休止的，你也可以管它叫修行。”

这是我第三次见吴秀波。第一次，他大半时间在谈佛；第二次，他谈论了人生；第三次，居然是革命。坦白说，我没有想到一个演员会对一本时尚杂志聊这些。我们坐在一家位于五道营胡同的朋克风格酒吧，吴秀波穿着浅咖色格子西服，头发精心地垂在额角。以这个造型，他大概接下来要扮演一个英伦绅士，像他在各种时尚大片拍摄中常做的那样。谈革命？谈献出生命？那一刻严肃而又有点荒谬。我不知该如何定义它，正如很多人不知在这个时代该如何生活才是正当的。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那部关于书生与革命者的电视剧会找到吴秀波，他的确是恰当的人选，他有那种老派的气质，适宜出现在民国。他笑了，“这是说我老了吗？”当然不是。民国气是那种东西，有传承，未断绝，好自由，以及，位卑不敢忘忧国。

吴秀波是这样的。最近几年他频繁到国外拍戏，2015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每次呼吸着洁净的空气，看着人家几百年的建筑、葱郁郁的树，湛蓝蓝的天，就觉得国外这么好，中国怎么不能也这么好？忍不住有点唏嘘。是在这几年、这样的时刻，他才产生了“故乡”的感觉。

吴秀波在外交大院长大，很长时间，他对“北京”缺少深厚的感情。二十岁，他进了铁路话剧团，常年顺着铁路线在全国各地演出，“铁路修到哪里我们把戏送到哪里”，铁路刚刚抵达的地方经常是些偏远山区，条件艰苦，但毕竟年轻，少年心气就是四处浪荡，他玩得兴高采烈，想不起“故乡”。后来，话剧团改制，有盈利需要，开始在大城市演出。而后歌厅产业兴旺，他开始了走穴生涯，“歌厅开到哪儿，我就唱到哪儿”。那是吴秀波肆无忌惮的青春期，在声色里享受还来不及，依然想不起故乡。三十多岁，他结了婚，有了孩子，开始演影视剧，还是全国四处跑，偶尔也生起“想家”的情绪，但瞬间被“养家”的责任感取代。“我当时没有退路了，再不挣钱，一家人吃什么？我只能拼命工作。所有对家的感情都化作了对工作的热情，甚至是对工作的疯狂。”到了这岁数，“故乡”的范围扩大，变成中国。飞机回到国境内，他就有了亲切感。看着国外的城市，也会想到自己生长的北京，如果旧的建筑不拆，北京会是一个多么洋气的城市。俱往矣，有他记忆的北京城，他一遍遍向书里、戏里寻。

对着吴秀波，不太看得出他的年纪。他能演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能演年轻人，而眼神、面貌并不露出沧桑

痕迹。他如锻造利器一般锻造自己的身体，“演员要尽量洁身自好，天天喝个烂醉，一天三包烟，见到好吃的就没命，怎么演呢？得控制饮食，锻炼身体，保持好的作息，让你看起来能比正常的生理年龄往下十岁。”同时锻造的还有心性，“心性要比同龄人成熟，成熟十年以上，二十岁有三十岁的心性，四十岁有五十岁的心性，五十岁有七十岁的心性，创作的幅度就能往上十年。”一上一下，划出起码二十年的空间。

“一个演员得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就像运动员要天天锻炼身体，书法家要天天练字，演员依赖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和状态，自然也要日日打磨。”最难的，是在打磨了身体与心性之后，回复单纯空净，拥有一双五岁孩子的眼睛。“那就不得了了”，吴秀波说，他让助理给我看《沉默的羔羊》中安东尼·霍普金斯的剧照，他的手指划过那些明显是专门下载下来的照片，“你看那双眼睛！同是一个人的眼睛，这双像画板，有很多故事；这双像孩童的眼睛，折射出环境带给他的所有事物和感受；这双，恐惧、天真……所有情绪都在眼睛里。这样的演员，是何等修为！”“这种演员老了就是无声无息、安于生命，再也不会造次”，

吴秀波把手机还给助理，他还在回味，赞叹那些把生命奉献给表演的人。不过接下来他打算把生命的一部分划给表演行业的另一个工种：制片人。“就是多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因为如果想在题材上做一些自由选择，你需要对这个行业负责任，对成本、对付出成本的人负责。不能说你选了一个东西让别人赔钱。他的手指急促地敲打着桌面，“绝对不能赔钱！”这件事他从演戏之初就开始积淀，最近两三年有计划地实

施，直到最近才放出风来。相信，这是吴秀波又一次具体的“自我革命”。吴秀波自我革命不止我革命”。

采访、撰文：黯 编辑：FU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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