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归来

来北京的第5年，我搬到了一栋一层砖建筑中，就在孔庙旁边。孔庙是一座700多年的古老圣祠，供奉的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哲学家。它与我家厨房共用一面墙壁，总是很安静。庙里有粗糙的柏树，还耸立着一个木头亭子，正好俯瞰着我的房顶。每天早晨，我都会端一杯咖啡到外面，边喝边听隔壁苏醒的声音：扫帚沙沙划过石阶、水龙头吱呀呀开关、喜鹊在头顶喳喳开始闹腾。

这个圣祠能留存下来是个小小的奇迹。出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苏格拉底在西方的地位。他重仁、礼、责任。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年轻的红卫兵“破四旧”：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旧思想。狂热者们抨击孔子培养“坏分子、右派人士、怪兽、怪胎。”数百座孔庙被破坏。到20世纪80年代，儒家思想已经被抨击得体无完肤，历史学家余英时称之为“孤魂野鬼”。

2010年9月，也就是我搬过去9个月的时候，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桌子旁，忽然听见孔庙中传来大喇叭的声音。先是一声沉重的钟声，之后鼓声、笛子声伴着人们对孔子及其他古代大师文字的诵读声，紧接着传来一个人洪亮的说话声。整个表演持续了20分钟。1小时后，又重复了一次，又过1小时，又重复了一次，第二天依旧如此。

儒家思想这个孤魂野鬼正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激励人心。中国正经历着经济转型，发展速度达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数十倍，人们借助古老的思想与过去取得联系。儒家经典著作已经成为畅销书，2009年，专门售卖电子版孔子著作的网站National Studies Web背后的公司也因此得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了吸引企业家们，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名校开设了职业中期课程，承诺在儒家经典中找到“商业智慧”。

孔子在世界舞台上被奉为神灵化身。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呈现了孔子关于和谐的语句以及儒家经典。过去的10年中，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了400多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汉文化、中国历史。很多大学非常欢迎孔子学院；该项目主办方负责提供教材和现金。（一些学者谴责孔子学院意在限制表达自由。随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关闭了孔子学院。）

儒学复兴在孔圣人的家乡山东曲阜尤为明显。2007年，山东孔子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办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当地体育场里人山人海，写着孔子名字的气球在头顶浮动，穿着超短裙的韩国歌星在舞台上表演。在传说中的孔子出生地夫子洞附近，一座斥资5万美元的博物馆-公园复式建筑正在建设中；其中包括一尊几乎与自由女神像同高的孔子像。在营销过程中，曲阜自比麦加和耶路撒冷，自称“东方圣城。”去年，该地接待游客440万人次，超过了参观以色列的游客数量。

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学教授于丹在利用孔子方面最为成功。她在政府电视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孔子的电视讲座，很受欢迎，还写了一本名为《<论语>心得》的书，据说销量达1000万本。如今，她在中国流行文化中的地位堪比Bernard-Henri Lévy 和 Dr. Phil.在西方的地位。她避而不谈激怒现代读者的主题，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并且信心十足地写道，“孔子给我们的都是最浅显的真理。”学者们嘲笑她的作品——但不到一年，于丹成了中国稿费价格排名第二的作家，仅次于出入需要带保镖开路的青年小说作家郭敬明。

北师大校园边上一套高层办公室就是于丹在北京的大本营了。她的助手把我带到一个现代化会议室。于丹来了，笑容可掬，即刻吩咐她的助理去倒茶。四十多岁的她高高的颧骨，干练的短发。我问她是什么力量让她皈依儒家经典。她说，和她的同龄人一样，她之前抨击古代经典著作。“我开始写《<论语>心得》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写这个干嘛？’然后我说，“我是在为我

这代人赎罪，因为我们曾经年少无知，无情地批判了他。”

她停顿了下，然后注意力转移到她的助手身上，助手是一名研究生。“孩子，你怎么这么笨呢！”于丹说。“这茶泡太久了！”她看着我，又笑了起来。“现在的孩子连客人都不会招待。”她说。于丹成名后，她继而开始把自己阅读的经典呈现在政治背景下。“无限可能会带来混乱，因为你不知道该去哪儿或者该做什么，”她告诉我，接着说，“我们必须依靠严格的体系来解决问题。作为公民，我们的职责并不是成为道德完人。我们的职责是做守法公民。”

孔子并非生来就有权力，但他的涵养和思想让他成了汉语经典著作的代表。他的故事贯穿《论语》、《左传》、《孟子》、《史记》等古典书籍，其中的细节有史实有虚构。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武士，他身体强健但其丑无比，非常想要一个健康的儿子。70多岁的时候，他纳了个十几岁的小妾，公元前551年，该小妾为他生了个儿子。这个婴儿，像他的父亲一样，非常难看，鼻子弯曲，额头凸起，由于长相奇特，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丘”，意思是“土丘”（孔子的崇拜者们坚持说他的头似王冠。）

孔子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路都走不稳的孔子出发去谋生计。幼年时，孔子痴迷诗歌和想象。十八九岁成了亲，但苦于没有门路实现做官的雄心壮志，他整天闷闷不乐。于是转而广收门徒，教授学生。那是个战乱、贪腐的时代，孔子认为礼仪可以调解人们的欲望与家人社会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说，明君应该像风一样：“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最终得到了一个政府官职，但他的改革威胁到了其他官员的利益，正如传说的那样，他们用计把他排挤出去了：那些官员送给上司80个美女，这些美女成功俘获老板的心，于是正直的孔子被迫离开。受到羞辱后，孔子开始周游全国，指出那些胡作非为的现象。他曾遇

到一个丈夫、儿子都被老虎吃了的女人，然后他告诉弟子们，“苛政猛于虎。”孔子如此激进，与他同时代的圣人老子（据说是道教创始人）告诫他说，“人有常德顺道行，何必伪饰弄聪明，大鼓敲破真人远，孔丘名教乱性情。”对孔子来说，和谐就是和而不同。需要少数反对意见。他说，如果“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那么国家就危亡了。诸侯们都不重视他甚至有的要杀他。

孔子绝对想不到他会成为偶像。“他喜欢会话，能帮助他思考，但他绝对没有想过会有人把他的话都记下，”历史学家金安平在《真正的孔子：思考与政治交织的一生》（2007）一书中这样评论。“孔子不希望他的话最终成为规则，”她写道，因为“他喜欢人而为人这种思想。他喜欢独自在人生百态中寻找什么是正确的、可行的，他非常享受这种孤独的寻觅之旅。”

经过13年的游历之后，孔子返回家乡，埋头书本，70多岁去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在他的3000多名弟子中，只有72个真正的门徒，据说他们掌握了他教授的内容，并收编到了《论语》中。他的众多规则让他精疲力竭，无力去周游。“割不正，不食，” 他的弟子这样写。“不得其酱，不食。”但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他对如何穿着、如何统治、如何生活的要求与当时浮躁的社会氛围不符。之后一位总理评论说，“半本《论语》足以助我治理好国家。”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儒家思想被政治操控打击。公元前213年，中国第一个皇帝试图把知识纳入政府的控制范围，下令焚书坑儒，为之求情的人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在接下来的汉代，儒家思想被接受，之后2000年中，儒家思想几乎一直是政府的价值体系。

我家隔壁的这个孔庙建于公元1306年，在翰林院附近。翰林院在1911年帝制废除之前一直是中国的最高官学学府。我听到隔壁的喇叭声几天后，我家附近扯起了大横幅，写着“国学圣地。”自1949年以来，该庙第一次庆祝孔子生辰。庆典上，官员、教授发表讲话，孩童背诵经典。我想这个盛事标志着音乐表演的结束，但接下来几周中表演继续进行，按照如下时间表进行：每周七天，每天5:50分开始，每隔一小时演一次，风雨无阻。孔庙旁边的房屋墙壁产生回音，初始的新奇感渐渐消失，演出成为噪音在邻居们脑子里回响。隔壁回收废品的院子里有个员工告诉我，“晚上那声音都在脑子里嗡嗡回响。那感觉就像我一整个白天我都呆在船上然后晚上仍然能感觉到摇晃。”

他的眼睛一亮，计上心头。“你应该去告诉他们把声音调小一点。”

“为什么是要我去？”

“因为你是外国人。他们会注意你的。”

因抱怨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而引来的注意我可不想要。但我对那个表演很好奇，所以打算去拜访孔庙的方丈。这个方丈看上去不太像个神学家，倒是更像中国肥皂剧中扮演慈父的演员：50多岁的样子，大大的脸庞，很英俊，脸颊上有一对完美小酒窝，声音洪亮，听起来有些熟悉。在任方丈一职之前，他几乎一直在北京市宣传部的研究办公室工作，而且他很有市场营销头脑。关于表演，他说，“这个表演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来观看——男男女女，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学问的也好没学问的也好，专家也好普通人也好，都来了。”

我问他是否参与了制作。“我可是主设计师！”他眼睛发亮地说着。“我监督了每个细节。

最后一章，《和谐》，宣传册子上解释说它传达了“和谐价值观和古人的和谐社会，这对现代化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积极影响。”

我看了方丈给我的那本书，上面对古代事件介绍的细致程度让人印象深刻：上面甚至记录了700年前谁在庙里的地上种了哪棵树。但很明显书上对某些事情只字不提，包括1905年到1981年之间的事情。在这个孔庙的官方历史上，20世纪是空白的。

我在中国期间，已经学会了习惯历史记载中有缺漏这种现象，就像录影带上有空白，音乐戛然而止，之后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播放。普通老百姓没得选：有的选择遗忘，因为他们很穷，日子还得接着过；有的对此非常愤怒，但缺乏政治途径来抵抗。

还有些书籍上有关于孔庙的记载，这些填补了历史记载中文革爆发那周的空白——特别是1966年8月23日的那个晚上。“破四旧”的命令结果成了以讹传讹，以五花八门的权威名义引发混乱袭击。那天下午，红卫兵把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老舍叫到这座孔庙门前。

当时老舍已经67岁，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他就在孔庙不远的地方长大，非常穷，父亲是禁卫军，在抵抗外国军队入侵的时候战死。1924年，他去了伦敦，住在布鲁姆斯伯里附近，一住就是5年，他在那里阅读康拉德和乔伊斯的作品。他穿卡其服装，因为买不起粗话呢。1936年，他写了《骆驼祥子》，该书讲述了一个年轻黄包车夫在种种不公平遭遇的打击下变成“病态社会里堕落、自私的倒霉鬼”的故事。老舍在美国也住过3年——住在曼哈顿上西城——但最终他返回，他之于北京，就像维克多雨果之于巴黎：他是北京城一等一的作家，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他憎恶被迫写一些宣传性东西，但，像许多人一样，他是个忠实的仆人，

当有些作家脱离领导时，他会劈头盖脸地进行批评。

现在他成了被批的对象。一群红卫兵——多数是十五六岁的女学生——把他推进孔庙，强迫他跪在篝火旁边的石阶上，跪在其他作家、艺术家当中。控诉他的人抨击他与美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有许多美元，当时的控诉普遍都是这一套。

他们高喊着“打倒反党分子！”然后用带着重重黄铜扣的皮带鞭打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老舍顺头流血，但他依然清醒。三个小时后，他被带到了派出所，他妻子从那儿把他带了回去。

第二天早上，老舍早早起床，从家里出发，往西北走到太平湖。他读诗、写作，直到夕阳西下。然后他脱掉衬衫，搭在树枝上，把口袋里装满石头，向湖里走去。

第二天尸体被发现，有人叫他的儿子舒乙去收尸。警方发现了他父亲的衣服、手杖、眼镜、钢笔以及他留下的一捆纸。负责老舍之死这个案件的官员宣判老舍“自绝于人民。”他是“反革命分子”，不允许举行葬礼。他的遗体就这样被火葬，没有任何仪式。他的遗孀和子女把他的眼睛和钢笔放入骨灰盒中入土。

我对他的儿子舒乙感到好奇。如今他70多岁了，比他父亲去世时的年纪还大。我四处打听，得知他就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邀请我过去。舒乙头发全白，严肃而慈祥，他的公寓里满是书画。我们交谈着，微风从窗外不远处的运河上吹来。我问他是否去更多了解过父亲自杀的事情。

“很难弄清楚，但我想他的死是他最后的挣扎，”舒乙说。“很多年后，我偶然发现父亲的一篇文章，叫《诗人》，写于1941年”——他去世之前25年。“他写道，‘诗人是特殊的人群。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候，他会极不得人心地来警告大家，人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种牺牲是中国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当时屈原曾投水自杀来反馈腐败。舒乙告诉我，“这样做，他们其实是在还击，告诉其他人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他的父亲，他说，“宁死不屈。”

与舒乙交谈后，我返回去找孔庙的方丈问关于老舍最后一夜的故事。他短短叹息一声，说，“那是真的。文革期间，这里有批斗大会。之后，老舍回家，投湖自尽了。这可以说是史实。”

为什么孔庙的历史记载中只字不提这件事呢？

方丈努力想找个答案，我打起精神准备听。但之后他说，“那段太伤感了。太让人伤感了。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写到书里去。那是事实，是历史，但并非因孔庙而起。而是因为时代。并不属于孔庙的记载范围。”

我懂他的意思，但觉得这个解释不够完整。老舍在孔庙被打，因为这里是学习、思想、历史的圣地；允许攻击一个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无异于允许攻击中国人本身的内涵，在接下来几十年中一直都未能弥补他们当时失去的东西。即便有人想到老舍自杀的地方去缅怀，也很难了；太平湖几十年前扩建地铁系统时就被填平了。革命、战争、贫穷、当下的动荡，中国人能够释怀这

的皈依已经变得充满敌意。2010年12月，10个知名国学家谴责在孔子家乡曲阜建造大型基督教教堂的计划。“我们恳求你们尊重中国文化的圣地，立刻停止建造基督教教堂，”他们这样写。政府努力争辩，说是有在城镇建造教堂的先例，但这次抗议引来了民间孔子协会以及各大网站的支持，教堂的建造只得延期。

有人认为对孔子的信奉推崇其实是扼制。以维护政治稳定为名，审查机构从中国网站上删除了批评言论，有洞察力的用户说自己的言论“被和谐”了。学术名人于丹引起轰动后，北大教授李零出版《丧家狗：我读<论语>》，批评“人造孔子。”他写道，“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2007年5月，李零的书面世之后，他遭到儒学家、思想家蒋庆等国学学者的谴责，说他是“此人玩世不恭，轻侮圣贤，末世此类人甚多，本不值回应。”刘晓波是李零的拥护者之一。在刘入狱之前曾警告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曾写道，知识分子应该尊重“人的独立思考和自主权。”我在孔庙旁边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能感觉到人们对它的期望与它提供的东西之间的差距。中国人来到孔庙是为了寻求某种道德的延续。但它很少能提供人们想要的。

一代代中国人在谴责中国的伦理、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而如今猛然发现政府在复兴这些曾经被谴责的东西，不允许议论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编辑胡舒立将文革前后描述为“集体失忆”。“我们的历史中那一段仍然是‘秘密’，”她写道。“老一辈人不敢回首，而我们年轻一代对文革连模糊的概念都没有。”

有迹象表明，并非只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官方塑造的孔子形象失去耐心。2012年11月，北京大学的一场京剧表演结束后，于丹上台，而学生给她喝倒彩。他们大喊她不配与真正的学者同台。“滚出去！”有人大喊，然后于丹匆匆离开。之前的那个冬天，一尊大型孔子像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是继上一代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之后，第一次在如此敏感的地方新增物品。但4个月后，又不见了。原来，半夜时分它被挪到了更为不起眼的地方，挪到了一处博物馆的院子里。挪走它的原因仍是个迷。人们都开玩笑说，来自山东的巡回教师孔子因未经允许而试图入住北京被抓。